马秋丽 | 孟子“平治天下”思想研究（二）
三、重义：邦国相交，重德重义
处理好邦交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息争止乱、避免战争。因此，孟子平治天下思想还体现为邦交关系上的“重德”“重义”。义利之辨是孟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14“义利之辨”不仅涉及伦理学上道德与利益这一普遍问题，还关涉政治学上权力和正义的问题。“孔、孟等儒者认为，政治权力当然应当首先追求‘义’而不应是‘利’，但其所谓‘义’实际上又落实于民众的‘利’，认为凡符合民众的‘利’才是真正的‘义’。反之，若只是为了少数执政者的‘利’，则是不‘义’。”15
交邻国之道，孟子主张，“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从“以小事大”和“以大事小”两个角度，来讨论处理邦交关系的原则。孟子这里所谓“乐天”和“畏天”，其义实一。朱子《孟子集注》曰：“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16“乐天”“畏天”，二者互文见义，强调的都是对“天”或“天命”作为至当必然法则的敬畏。孟子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句以证成其“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之说，就表明了这一点。孟子所说的“天”与“民”密切相关。在孟子看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天民”，并以《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阐发己意（《孟子·万章上》）。任何一个政府，不仅不能对民众造成任何伤害，还需真心实意地体恤他们，关心他们，“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而且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核心，因为人民本身就是“天”，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所以，孟子明确指出：一切国家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大国交邻国之道，孟子借助“汤事葛”进行了阐发。“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孟子·梁惠王下》）关于“汤事葛”，孟子另有如下阐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孟子·滕文公下》）商汤是殷商的开国君主，但一开始所有的只是“亳”这一小地方，与葛国为邻。葛是夏末的诸侯国，葛国首领葛伯，不守礼法，不敬鬼神。商汤每次都以仁义待之。商汤与葛伯的相处，佐证了孟子所言“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
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阐述了“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滕文公下》）。虽然商汤行仁义以待葛伯，但葛伯却几乎无恶不作。“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孟子·滕文公下》）最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是葛伯杀掉带着酒食米饭送饭的孩子，商汤因此征讨暴君葛伯。商汤对葛伯的征讨，天下百姓认为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而是为平民百姓复仇。汤之事葛，是以大事小。然其行事，并非因其无外在的强力制约而恣意妄为，亦一本于天道之必然。联系此处的语境，万章所问宋国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所言“汤事葛”意在表明“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小国交邻国之道，孟子主张“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与滕文公的对话中佐证了自己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夹在齐楚两大强国之间，滕国如何自处才不至于被侵略和消灭？这是滕文公思考的问题。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主张是从“仁政爱民”出发，与民同乐，与民同利，与民同欲，这样老百姓就会与统治者同忧同乐、同心同德，珍惜安定生活，誓死捍卫家园。因此小国在大国之间自强自立的根本出路是，与民同心，挖深城池，筑牢城墙，誓死捍卫国家。
但滕文公依然恐慌。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借助古公太王迁岐之事，建议滕文公“强为善而已矣”，劝谏滕文公积善以遗子孙，才是国家的长远之计。
滕文公再次问小国侍奉大国如何才能免于威胁，“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进一步详细地告知以上两种方案：一是效法古公太王迁徙以避强权，保存族人以东山再起；一是誓死捍卫自己的土地，宁死不放弃。战乱时期，像滕国之类的小国，“两大之间难为小”，处境艰难，只能两者选其一。孟子劝谏滕文公“强为善”“仁政”“爱民”，期望统治者能体恤人民，与民同忧乐，如此才有可能在大国之间自保，在孟子那里，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滕文公难以做到仁政爱民，百姓也未必能誓死捍卫国家，更不会像追随太公一样追随滕文公，滕文公的问题在战国以弱肉强食为规则的环境中难以得到解决。如此，改变列国交战环境、扭转“小役大，弱役强”的邦交规则就成为孟子思考的问题。
孟子反对“小役大，弱役强”，推崇“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孟子所处时代，诸侯林立，列国相争，弱肉强食，被后世称为战国时代。国家有大有小，国家相交，以实力、权势为恃。大国倚恃其较强实力进行扩张，欺凌较小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道理念盛行一时。导致列国之间相处的政治现实是“小役大，弱役强”的弱肉强食。针对这种政治现实，孟子指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这里所谓“役”，是指被役使之意。天下有道，邦国相交中，小德遵从大德，重德重义；天下无道，小国被大国役使，重力重势。虽然都是役使，但前者是以德服人，后者是以力服人。孟子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要顺从“天意”。孟子的主张鲜明表达其对“小役大，弱役强”的政治现实的拒斥、对“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的追求，力图将现实的“以力服人”，转变为“以德服人”，从而改变国际环境。“以德服人”就要遵守仁义道德原则。如此，大国就不应该恃强凌弱。一个大国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忘乎所以，穷兵黩武，四处侵略，耗尽国力，激起周边国家的仇恨和反抗，最后导致帝国的垮台。因此，儒家的仁义道德原则对于大国有着特殊要求，即应该有平衡其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的道德能力。
四、尚仁：匡定天下，贵王贱霸
孟子之时，战乱频仍，人心思定，各诸侯国君也都有结束战乱、“定于一”的价值诉求。但对于如何定于一、如何平定天下，则有不同的思路、途径或方法。
孔子对匡定天下的方式有一定的思考。他曾论及管仲辅助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问题。虽然孔子多次批评管仲“器小”“不知礼”，但对于子路、子贡怀疑管仲“未仁”、“非仁者”的疑惑，孔子给出了明确的肯定性评价。孔子明确表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对于管仲，孔子之时已颇多争议，子路和子贡的疑惑就是明证。孔子为何以“如其仁”评价管仲呢？在孔子那里，管仲以外交手段避免国家之间的战争，有造福百姓之功，此其一。管仲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的事业，在“犬戎来伐”，“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之时，他能帮助桓公一匡天下，使人们不至于“披发左衽”，起到了保存并推进文化进步的作用，此其二。但“如其仁”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孔子认为管仲是仁者，因为人们所做的某件事合乎仁与此人是否是仁者并非一回事。孔子赞许管仲所行之事合乎仁，并不必然含有称许管仲为仁者。但行事合乎仁，就事而言，也是值得肯定的。易言之，孔子对管仲的肯定主要着眼于事功层面。“仅就事功成就来说，这霸道虽可以与圣人的‘王道’相比拟。但就价值而言，‘霸’与‘王’，却有着根本性、原则性的区别。”17孔子认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对“霸”“王”之别已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王道”的根本特性在于以“仁”为其根本原则。
孟子更为明确地推崇王道，反对霸道。孟子借“仲尼之徒，不谈桓文之事”表明自己尊王黜霸的立场。萧公权从孔孟不同的时代背景论及于此，“盖霸政之作用在当封建制度已衰未溃之际，挟天子以令诸侯，于紊乱中维秩序。及至七雄争长，则挟天子既无所用，令诸侯亦势不能。……故孔孟之态度不同，实各有其时代之背景。”18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王道与霸道之辨，分别有德与力之不同的价值导向。孟子主张：“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提倡用“以德服人”的王道原则来结束战乱、统一中国，反对当时盛行的“以力服人”的“霸道”原则。孟子之时，法家已经崛起，与儒家讲仁道、讲德教不同，法家主张耕战立国，并将刑法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对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刑法来调节；对外，战争便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形式。战争与刑法的共同特点即都是一种暴力手段。法家推行的霸道，正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19。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将其概括为“当今争于气力”。孟子当时就注意到法家这一倾向，认为霸道的实质在于“以力服人”。孟子强调仁政王道，是对法家之暴力原则的一种否定。孟子之王霸之辨实则是德力之辨，基于德力之辨的国内施行仁政、国际推行王道的思想，是对当时流行的国内施行暴政、国际推行霸道思想的超越和反省。
孟子还以王道、霸道这两种平治天下的不同方式所达到的现实效果来区分王道与霸道。孟子借助孔子阐发己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系于仁或不仁。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时，国家只是诸侯国，而天下是各诸侯国之上的中央政权。在孟子看来，仁者不仅可以治理好国家，而且可以得到民心，影响邻国，近悦远来，从而治理天下；而不仁者穷兵黩武，即使可以一时称霸诸侯，但必然会引起邻国的危惧，招致天下的反抗，因而得到天下的从未有过。孟子彰显得天下与得国家的区别，意在区分王道与霸道这两种不同的平治天下方法所达到的现实效果。
王道与霸道，高下有别。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尧舜之仁政爱民，是出于本性；商汤、周武王之仁政爱民，是身体力行；五霸则假借爱民之名而谋利，长久地假借而不是自己拥有，人们终会知道他不是真的仁政爱民。因此孟子只要有机会就向诸侯国君宣讲仁政王道。尧舜、汤武、五霸，三个层次有高低不同。在对三王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回顾和反观中，孟子认为，五霸能提倡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但行为方式却是霸道政治，因此将五霸斥为三王的罪人。五霸尚且能提倡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战国时期的诸侯既不能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又不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故而更次而下之，孟子斥之为五霸的罪人。孟子如此批评霸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五霸者，是挟持一部分诸侯来攻伐另一部分诸侯，“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不同的平治天下方法，层次高下由此凸显。
作为王道的推行者，孟子很希望找到现实世界的依托。“孟子传食诸侯，辄以王政相勉。……对梁惠王则告以百里可王，仁者无敌之精义。……对齐宣王则语以‘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勉其学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示之以文王治岐之政。……孟子取鉴成汤文王，深信‘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故积弱如宋，孟子尚举汤政以相勖，谓天下无敌，齐楚何畏。地小如滕，孟子犹言称尧舜，语以王师，是竟欲宋滕得天下矣。”20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又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孟子·公孙丑上》）如萧公权所言“矧自孟子视之，霸不足取而甚难，王近理想而反易。……足见孟子所以必以仁义之言强聒时君者，非欲沮其囊括宇内之雄心，而正欲授之以避难就易之途径，促其雄心之早日实现。”21孟子对齐国寄予厚望，他借助管仲、晏婴事例，阐明施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机遇、条件，指出以齐国的实力施行仁政统一天下，正当其时。“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齐国有地、有民，且恰逢民众苦于虐政之时，若乘势待时，解民于倒悬，必将广受欢迎，事半功倍，有行仁政而王的可能性。
综上，孟子“平治天下”的王道思想，以内政邦交一体化视角，由仁心而仁政，由仁政而王道，层层展开，为避免战乱、友善邦交、治理天下提供了儒家平治天下的仁政王道理路。从政治思想层面，孟子“平治天下”思想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纠偏，对于改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避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道主义，对于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智慧支持。从政治哲学层面，孟子“平治天下”思想之安民的价值追求，顺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美好生活的期盼，为当今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提供了价值和理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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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年，第1082页。
15.梁涛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第117-118页。
1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5页。
17.李景林：《论儒家的王道精神——以孔孟为中心》，《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4期。
1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102页。
19.杨国荣：《孟子评传——走向内圣之境》，第25页。
20.2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101-102，102页。
原载：《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马秋丽，女，1973 年生，河南尉氏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