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刘邦集团的顶层战略规划】
国家、势力或组织之间的竞争,起根本决定作用的是双方“顶层战略规划”之间的差距,本文将阐述所谓“顶层战略规划”的一般具体组成内容,并结合楚汉战争中的刘邦、项羽两大集团加以简单说明。
顶层战略规划,主要包括四大层面,分别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政治规划层面,第一重要的是政治理念或者纲领的区别。
那种将刘胜项败归因于刘邦迎合一统帝国制、项羽固守封建分封制的观点,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更是缺乏史德的昧心之见。
纵观整个楚汉战争及其前后历史,刘邦、项羽对于社会制度的演变不仅都无甚创见,相反,抵制秦始皇所开创的“一统帝制”,才是他们难得存在共识的“政治正确”。
考察戏下分封和刘邦称帝时的天下大势,区别只在于“诸侯王”的数量,整体制度根本没有发生过质变。
典型如刘邦在下邑和张良的谈话,他当时的“制度观”很明确,天下照旧分封,只是作为“霸主”或者“皇帝”的人,得从项羽换成我刘邦。
郦食其“分封六国后代”的馊主意刘邦一开始能够同意,正是因为他向来的“制度观”就是如此,张良虽然加以阻止,也只是从谋略层面预测其遗祸无穷、不利于具体战事,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对此作深入思考。
包括韩信后来请封齐王,都是当时社会乃至历史的公认主流操作,只有深受“专制皇权”熏陶的后人才会想当然认为他是在找死。
稍微放开视野,从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到汉初的“文景之治”,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从来不是制度矛盾,而是暴政与仁政的区别,是天下人痛恨秦帝国的各种暴政,向往“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这一主流民心之别。
很讽刺的是,虽然是项羽主导推翻了秦帝国并“取而代之”,但他生性残暴,无论是对关中地区还是对齐国等地的“烧杀抢掠”,相比秦始皇或者二世胡亥,他不仅实质延续了所谓“暴政”,甚至做得更为过分。
毕竟,秦王朝总归有维持统治与和平的政治追求,而项羽却是个十足又无度的“疯狂破坏者”。
这才是项羽和刘邦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区别,用四百年后刘备与曹操作对比时的话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把曹操与刘备,换成项羽与刘邦,是不是也极为符合?
时人对两人的评价比比皆是,在当时就已形成共识。一提起刘邦就是宽大长者、约法三章,一提起项羽就是侵暴、屠城、坑军、烹人等。
所以,项刘二人的政治理念、纲领,根本区别就不在于什么一统和分封,而在项羽是施行暴政,刘邦是施行仁政,民心向背显而易见,这才是项败刘胜的根本原因。
甚至,困扰中国从秦至清2100年的那个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实质就是暴政和仁政的无限循环,一统帝国制度到了后期,不免因腐败衍生各种暴政,老百姓奋起将之推翻,争取仁政的难得施行阶段。
真要反思这个“历史周期律”,其实秦末汉初才是关键历史拐点。因为真正造成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恰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制度(即一统帝国制),这种制度不被消灭,改朝换代、暴政和仁政的循环,都注定只是历史的表象,压根不会出现实质进步。
如果秦末汉初,中国彻底抛弃“秦制”或者没有再度实现天下一统,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和全世界的主流历史一样,“封建制”继续延续下去乃至上千年,那无疑会是另一种情形。
政治规划层面,第二重要的是团队组织架构的保障能力。
说白了,就是人才上升通道,组织程序能够让更具才能的人更容易被安排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从而减少组织内部所谓“争权夺利”的内耗,利于发挥团队的整体合力。
韩信拜将就不说了。最典型的其实是陈平,这家伙的个人品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帅哥渣男”、“三姓家奴”、“受贿小能手”,也难怪周勃、灌婴等人打他的小报告,力劝刘邦不能重用,但刘邦不仅不听,还力排众议,原因自然是陈平擅长“阴人”的特殊才能。
所以,如果说项羽的组织策略是“才德兼备”,刘邦的就是“唯才是举”,在非正常的战争年代,哪种组织策略更为有效,显而易见。
这里面,固然有“贵族”项羽和“庶民”刘邦的阶层区别,也有年纪、经验和阅历的差异,但根本是政治组织能力的高下。
项羽是妇人之仁的表面亲近,真正使用、奖赏的时候却犹豫不决,刘邦却是表面傲慢,真看清一个人,使用和奖励起来痛快多了。
政治规划层面的两大组成是最具决定性的,刘邦在理念纲领上争取了天下民心,在组织用人上争取了精英阶层支持,两人之间的斗争,最终胜出者必然是刘邦。即使没有韩信的“横空出世”,刘邦也将战胜项羽,区别在于时间长短、战争效率高下罢了。
经济规划层面。双方在此实质比拼的是后方、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和供给输送能力。
不知道项羽此时会不会后悔没有听韩生“定都关中”的建议,姑且不论当时关中巴蜀和彭城或者中原谁更富庶,一个是“四塞之地”,一个是“四战之地”,起码破坏敌方根据地的行动难度就是天壤之别。
在农业文明时代,不能实现区域和平,经济产出就无从保障,项羽其实是在为之前的“军事地缘”决策错误埋单,典型表现就是“游击队长”彭越的神出鬼没,不仅让项羽后方屡屡起火,后勤补给线也常被骚扰截断,就算中原更为富庶,也经不起这种反复折腾。
相比之下,萧何则出色完成了刘邦“后方大管家”的角色任务,正如刘邦后来的评价:“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打仗归根结底靠的是经济、是人粮钱,萧何能够成为二号人物和头号功臣(即“功人”),他在组织架构、经济发展、后勤供给等方面居功至伟。
至于项羽方面,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后勤运输大队长”究竟是谁,但不管是谁,恐怕这家伙都肯定恨死彭越了。
外交规划层面。只要存在三方以上的势力,外交纵横的策略就必不可少,甚至同样极为重要。
原则当然很简单,通过外交运作,己方盟友越多越好,对方盟友越少越好。
这一点,彭城惨败后的刘邦集团,其实是很孤立的。北方的魏国、赵国、燕国都投靠了项羽,短期内也没有可争取的由头。
接替田荣光复齐国的田横,选择与项羽和解,从田横最终自杀都不愿朝见刘邦来看,两人或许还有很多梁子不为后人所知。
好在也不是没有“无缝的蛋”,英布和项羽的关系就是可以见缝插针的。以前说过,英布和项羽主要是因为“诛杀义帝”的责任而心生嫌隙,再加上项羽责怪英布“勤王”和支援不力,多次派人“谴责”英布,英布难免会心生恐惧。
但是,彻底拆散这对铁哥们谈何容易,刘邦也知道其中的实际难度,所以他都不得不使用“激将法”——
“你们这些说客其实屁用没有!不然谁去给我策反下英布试试?”
搞得随何很没面子,为了饭碗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上。史书对此的记载很微妙,英布战败逃亡的时间是前205年12月,距离随何出发的时间前后共5个月,可见英布一直摇摆不定,随何的进展更难说顺利,他最后不得不直接杀掉项羽的使者,才造成英布反叛的事实。
同样的好消息还有,衡山王吴芮几乎全程保持吃瓜,而前205年8月,临江王共敖去世,再加上英布的反水,项羽失去了自起事以来最坚实的三大盟友。如果可以选择,相信项羽宁愿要这三人,而不是魏豹、陈馀、臧荼这些墙头草。
“防不胜防”的,还有刘邦对于项羽等集团内部的“渗透”,这也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离间、收买!
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的便是陈平,和战国时代范雎、吕不韦、姚贾等人实质一样,拿“黄金四万斤”朝死里砸,就不信没有见钱眼开的。
范增的最终下场,井陉之战前李左车向陈馀所作建议的迅速泄密,恐怕都是陈平“秘密战线”的功劳。
整体来看,刘邦外交规划的整体方针,便是张良“下邑对”的建议内容:策反英布、联合彭越、重用韩信。
借鉴秦国一统六合的三大法宝“金钱、宝剑、精兵良将”,如果外交层面都搞不定了,那就只好上韩信了!
军事战略层面。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终造就竞争结局的,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外交,归根结底都要转化为军事上的最终胜利。
刘邦的整体规划是这样的,汉军主力在荥阳成皋一线和项羽正面相持,利则正面突破,不利则纵深防守;北侧由韩信率偏师进攻,开辟北方第二战场,争取消灭魏赵燕齐等国,消除项羽的侧翼,实现进攻项羽的“以迂为直”;南侧利用英布等楚国三王牵制项羽;后方则调动彭越的积极性,一直给项羽添堵,让项羽疲于奔命。
当时所有存在的军事力量或者潜在力量,刘邦集团都考虑到并投入战场,这种全局战略观,项羽作为军事家,不如张良与韩信,作为政治家,更是远逊刘邦。
以上。正如《中国军事通史》所说——
相比秦国“一统六合”是“奋六世余烈”,前后160年才最终完成,楚汉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一统战争”,前后所花的时间却仅有四年(前206-前203年),仅从时间考量,也可以证明刘邦集团“顶层战略设计”的全面与优秀。
又因为,随着其后中国历史进入一统帝国制,刘邦集团的操作更是成为后世“打天下”的标准模板,尤其是刘邦等人的能力、作用与分工,即政治理念+组织(刘邦)、战略+谋略(张良)、经济+后勤(萧何)、外交+离间(陈平郦食其随何)、军事战争(韩信英布彭越)等五大层面,基本说透了中国历史顶层“权力的游戏”的玩法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