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之战因魏军死伤者众，为什么对礼制也产生影响？
东兴之战，发生于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十一月;魏出动15万大军，兵分三路，向东吴的东西两个方向进击。其中，东路军以司马昭为都督，领兵7万，直逼东兴。东吴以太傅诸葛恪为统帅，率军4万，迎击向东兴进攻的魏军。魏军战败。司马昭因此战的战败而被削去侯爵，诸葛恪则在吴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孙权令作濡须坞，又于东兴今安徽含山西南濡须水上筑堤，以阻挡魏军。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十月，孙权病亡，魏国大将军司马师欲乘机攻吴，以司马昭为监军，胡遵、毌丘俭、王昶分兵去进攻吴国。
吴国大将军诸葛恪，命人修筑大堤并在两山之间筑城两座，令将军全端守西城西关，都尉留略守东城东关，以防魏军。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司马师说：“如今趁着吴国深入内地侵略，可以派王昶逼取江陵，派丘俭攻向武昌，以羁绊住吴国上游的兵力，然后挑选精锐兵力进攻其两城，等到他们救兵赶到，我们已大获全胜了。”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征南将军毌丘俭等人各自都献了征伐吴国的计策。
朝廷因三位将领计策不同，于是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
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查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
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
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司马师不采纳这个意见。东兴之战，发生于魏帝曹芳嘉平四年、东吴会稽王建兴元年252年十一月;魏出动15万大军，兵分三路，向东吴的东西两个方向进击。东吴以太傅诸葛恪为统帅，率军4万，迎击向东兴进攻的魏军，歼灭魏军数万。时天降大雪，胡遵等人正在聚会饮酒，毫无戒备。丁奉率部轻装突袭魏军前部营垒，吕据等部也相继赶到。魏军惊恐溃逃，争渡浮桥，因超载桥断，落水及自相践踏而死者达数万人，魏军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先后溺。毌丘俭、王昶等以东兴兵败，皆烧营退走。
吴军缴获大批军需物资。魏军死伤者众，对礼制居然也产生影响，据《晋书礼志中》所载，温峤以寇侵为由，不至其母的殡葬，引起朝廷非议。司马睿让群臣议论，论者提及东关故事:三年丧期完后，礼除。据《宋书郑鲜之传》提及东关之役死者众多，司马昭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永嘉之乱后王敦复引这典故，因是当时环境下的国家大事，《陈书沈洙传》讲述东关一役，棺材不够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
此战，吴军雪夜突袭东兴，乘敌毫无防备之机而攻之，终获大胜。王昶、毋丘俭听说东部魏军失败，各自烧毁营地后撤走。朝臣议论想要把诸将罢官降职，大将军司马师说:我没有听诸葛诞的话，才造成这样的后果。这是我的错误，各位将军有什么罪?于是全部宽宥了他们。司马师之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为监军，所以只削去司马昭一人的爵位而已。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魏军死伤者众，对礼制居然也产生影响，据《晋书礼志中》所载，温峤以寇侵为由，不至其母的殡葬，引起朝廷非议。司马睿让群臣议论，论者提及东关故事：三年丧期完后，礼除。据《宋书郑鲜之传》提及东关之役死者众多，司马昭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永嘉之乱后王敦复引这典故，因是当时环境下的国家大事，《陈书沈洙传》讲述东关一役，棺材不够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