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在长勺之战中的表现，春秋时人认为其战术是骗术，智诈而毁礼
《曹刿论战》选自《左传·庄公十年》，文中记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以其足智多谋而使弱鲁之师战胜强齐之师的故事。
文曰：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鲁庄公和他共坐一辆战车，鲁军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曹刿说：“现在不行。”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溃败。战胜齐军后，鲁庄公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盛，所以才战胜了他们。
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春正月，齐桓公借口鲁国曾帮助公子纠争夺齐国君位而伐鲁，鲁庄公败齐师于长勺。长勺之战，虽规模不大，但历史上很有名，因为这是一次颇为经典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曹刿的卓越表现更为后世推崇。
后世津津乐道于曹刿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对曹刿的胜人一筹的军事谋略大加赞扬，但当时的人却不以为然。受《周礼》“正名”的影响，春秋时的战斗、战役，还是一种义战，需要遵循“礼”的原则，师出有名，方为义战，交战也是贵族式的，不设险诈，如不能趁人之危，不能连续重创对方等，车战时，先列阵，然后主将驱车对杀，又如竞技。那时的战争、战役、战斗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且一般不误农时，战争也多为示威性质，重在争霸，故还是讲究人心归附的，续绝祀、兴灭国，不像战国时期列国争锋，无所不用其极，彻底展现出弱肉强食的残酷杀戮局面。所以，春秋时人以为，曹刿在长勺之战实行的军事谋略智诈而毁礼，不讲诚信，胜之不武。
我们再对长勺之战进行复盘：齐国军队与鲁国军队在长勺之地列阵对决，齐军统帅下令击鼓，将士憋足劲冲锋，但刚冲出不远，又听见鸣金收兵的命令，只得回到队列，原来齐军统帅见鲁军没有击鼓，以为鲁军尚未准备好，按照“不鼓不成列”的循礼交战原则，便下令停止进攻。过了一会儿，齐军统帅以为鲁军应该准备好了，便再次击鼓，齐军又一次发起冲锋，但鲁军根本没有对冲的动静，齐军统帅想鲁军也太磨叽，还没准备好，便又下令收兵。又过了一会儿，齐军统帅以为鲁军一定准备好了，便第三次击鼓，此时齐军士兵有些泄气，冲锋也不积极，因为他们不清楚统帅会不会再收兵，而鲁军这次却玩真的了，一鼓作气打败了心里泄气且首鼠两端的齐军。这里曹刿玩赖耍滑头了，背弃了循礼交战的原则，以智诈而取胜，曹刿的战术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
即使长勺之战后五十余年的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仍然恪守循礼交战的原则。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身受重伤的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战后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宋襄公却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公元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五月，宋襄公伤重而死。
泓水之战，楚国是不守周礼的，而且循礼交战之原则已渐废，宋襄公不察，仍食古不化，败之必然。后世可以说，他还不懂得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有道德优势，不一定有搏弈优势，但春秋时人却不这样认为。
教科书说，曹刿是鲁国大夫、军事理论家。如果说长勺之战，曹刿是以智诈而取胜，那么长勺之战三年后的齐鲁柯地会盟，曹刿则是以恐怖行为而收回了鲁国失地。
鲁庄公十三年，齐国为盟主，组织鲁、宋、陈、蔡、邾国在北杏会盟，但惟有鲁国没去。齐国进攻鲁国，打败了鲁君，迫使鲁庄公献出遂邑，然后两国在柯地结盟。在盟会上，鲁国勇士曹沫，也就是《曹刿论战》中的曹刿（先秦文字中刿与沫可通，所以《史记》里的曹沫就是《左传》的曹刿）暗藏利器，在盟会的高台上劫持了齐桓公，逼迫他归还了掠夺鲁国的土地。齐桓公从高台下来后想反悔，管仲劝解他不能被劫持了就答应，安全了就反悔，还要杀劫持者，这么做只是出一口气而已，却会失信于诸侯，从此失去天下人的支持，不应该这么做。于是齐桓公按照劫持下的盟约履行了义务。齐国归还了鲁国的失地，但大大提升了齐桓公的声望。曹刿的恐怖行为，虽然为鲁国讨回了失地，但在当时名声很不好，不是正人君子光明正大所为，而是阴谋诡计和下三滥勾当。
进入战国时代，曹刿式的智诈与暗杀已成为列国工具理性发达的突出表现，为礼崩乐坏后胜王败寇的思想者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