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与吕不韦相比缺少刺客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隐藏着许多秘密，一旦解开会发现很有意思。譬如《平原君列传》最后却穿插了一则故事——虞卿借信陵君功劳为平原君请封，从而引出虞卿其人其事。虞卿与信陵君、平原君、魏齐、范睢都有关联，而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时间痕迹，需要静心阅读，才能梳理人物与事件之间关系；《魏世家》中在魏国战胜秦国之后，司马迁安排了子击与田子方的路上偶遇场景，继续往下读才出现魏文侯“礼贤下士”的故事。细细品味子击与田子方的偶遇才会明白魏武侯（子击的谥号）对人才的不尊重，从而预示着魏国前途堪忧。“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评论）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准则），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已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列传第七十太史公自序》《史记》对历史的记录并不像《春秋》“载之空言”，将个人褒贬以评论方式出现，也就是说不会以个人评论引导读者，而是从事件编排上体现个人倾向。司马迁以史实记录为主，“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让读者自己从历史事实中去思考。

回顾到今天的的主题上来，列传第二十五篇是《吕不韦列传》，而第二十七篇却是《李斯列传》，而在其间第二十六篇却是《刺客列传》。司马迁这是为什么呢？吕不韦和李斯均为秦国丞相，李斯又曾是吕不韦门客，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两人列传没有前后相承接，我以为这绝不是司马迁随意为之。就整个《史记》布局谋篇，司马迁精心巧妙，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吕不韦与李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列传开门见山介绍籍贯，然后便是贯穿两人一生的“信条”或者行为准则。“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列传第二十五吕不韦》出身商人，这便是吕不韦的最显著特征。从商人到秦国宰相，吕不韦“逐利”的商人特性左右其一生命运。司马迁并不贬低商人，反而在《史记》中为商人正名，《史记》压轴之作便是成功商人录——《货殖列传》。“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人们追求感官欲望不断丰富和满足，习俗形成不容易改变，不如因势利导。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商人的价值，“商而通之”。再说吕不韦，作为商人眼光独到而且“投资”精准，押宝秦质子子楚，并扶持其上位，从而开启了由商入政巅峰之路。对于吕不韦评价，司马迁用了这么一句话，“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简而言之——“闻”人，有名望的人。关于“闻”字的解释，《论语·颜渊》中这么说的：“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那些贪图名声的人表面上装作有仁德的样子，但是其行为却与之相违背，可他自己却认为正确。这种人在国家任职时一定会很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很有名望。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好面子嘛。司马迁记录了吕不韦的一生，都在装饰“面子”而努力，最终因为“好面子”摆阔而死。但是，作为商人吕不韦的投资是成功的，作为政治家吕不韦有功于社会，造福于民。

至于李斯又是如何呢？“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史记·列传第二十七李斯》李斯看到厕所中和仓库中的两只老鼠，从而引发了人生感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姑且称之为“老鼠理论”，而这一哲学影响了李斯的一生。人的命运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李斯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努力的，所以他像一只老鼠一样不断钻营，保存自己。最终身败名裂下场悲惨，与他“老鼠理论”又有直接的关系。秦统一之后确立郡县制，焚书坑儒，明法度，定律令，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等等，李斯“皆有力焉”。司马迁肯定了李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但又惋惜他死在一个宦官手中。李斯之死并非蠢笨，也不是赵高多么高明，而是李斯像只老鼠眼中只有利益。为了利益，甚至可以放弃原则。“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司马迁与世俗的评价相反，认为李斯并不忠诚，而恰恰与“鼠辈”无异，从平民到丞相，终其一生只不过是一只坐食仓粟的大老鼠。

再看《刺客列传》，司马迁提到的五个人分别为：曹沫，挟持齐桓公，让其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豫让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杀侠累；荆轲刺秦王。司马迁讴歌了刺客精神，扶弱拯危、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畏牺牲；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精神。“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司马迁的意思就是，曹沫到荆轲这五个人，他们的义举有成功，有不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意图都很明白，没有辱没自己的志向。声名流传到后世，难道是虚妄的吗？这便是司马迁的态度！学习这种不畏强暴、重信然诺的刺客精神。前后对比来看，便知道司马迁为何没有将李斯与吕不韦前后相连了，因为李斯不配。李斯缺少侠义精神，缺乏利他精神，在司马迁看来李斯只是“鼠辈”。评价一个人功过是非并不只是看其能力大小，更为关键的是看其品行如何。“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品行不端，能力越大反而危害越大。司马迁两千多年前就能如此，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