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蒙恬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汉人对秦政诸多指摘中，秦始皇修筑长城与攻逐匈奴，无疑是秦诸多暴政中最为浓烈的一笔。值得注意的，秦廷这两项失政，均与秦之名将蒙恬有着直接关系，更是评价蒙恬是非功过的关键所在。
蒙恬，先世战国齐人，祖父蒙骜自秦昭王时由齐至秦，后代世为秦将。祖父蒙骜、父亲蒙武皆为秦国的重要将领，曾攻略韩、赵、魏、楚诸国，为秦统一战争立下功勋。蒙恬正是以这样的家世为依托，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为将军，统兵攻齐，参与了秦统一六国的最后一役，以功拜为内史。
一、秦伐匈奴的必要性
不过，蒙恬真正跻身秦国权力中枢，则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攻逐匈奴、修筑长城之后，“是时，蒙恬威震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同时，攻逐匈奴、修筑长城成为后世对蒙恬评价产生歧义的主要焦点。
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决策攻逐匈奴、修筑长城，以武力在岭南设置郡县，是秦统一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徒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通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秦始皇于南北二地同时用兵，所动用的民力自然十分巨大，除南方“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外，而与蒙恬有关的，则是率三十万人北逐匈奴，修筑长城，以及次年的另一重大工程——连接北部地区与关中联系的重要道路，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到九原（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的直道。
尽管学界一般认为蒙恬所修长城,“大体上是在战国时边于匈奴三国所建筑的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与增建，使其首尾联贯起来” 而成，但工程规模之大仍十分惊人。尽管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修筑长城与开通直道一共投入多少民力，但据《史记》《六国年表》载，仅筑“河上”一段长城，就用卒三十万人之多。
至于直道，司马迁以曾亲身所行，感叹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对当时主持其事、后被迫自杀的蒙恬，司马迁曾有严厉批评：“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文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指责蒙恬“阿意兴功”,“不以此时强谏”始皇“振百姓之急”云云，是以汉初的“无为”政治为参照，强调以秦政为鉴，提倡“与民休息”，避免重蹈覆辙，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中也反映出，对秦政之认识，汉人与秦人实际上存有巨大的差异。
从《史记》等相关史料分析，是时确实没有发现匈奴直接威胁秦帝国安全的记载，秦帝国似乎为并不存在的“强敌”付出了惨重代价，因此汉人或将之归为始皇“贪戾而欲广大”的性格所致；或有所谓信图谶“亡秦者胡也”而击匈奴的解释。凡此种种，均是以匈奴没有直接威胁秦廷这样的事实分析为基点。
然而，秦人之所以在统一之前并没有对游牧于河南地的匈奴人采取攻势，一是与秦人坚持的“翦除六国，混一华夏”的立国策略有关；二是对秦北境的安全威胁，主要是赵国而不是匈奴，而且后一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当赵国强盛之时，赵武灵王不遗余力向北河地区扩张，“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正是为了实现“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这一战略目的。赵国筑长城“自代并阴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除对匈奴的防范外，从西东两个方向加强对秦国的压迫，也是赵国经营北河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目的。但在赵国败亡后，匈奴实际上已经越过长城进入河南地。由于河南地直接迫近秦帝国政治重心所在咸阳，这一态势当然为秦始皇所不能容忍，也为其后秦人攻逐匈奴埋下伏笔。
不同的是，在何种时机、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已。换言之，即使没有卢生“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始皇也势必展开攻逐匈奴的行动。事实上，蒙恬的军事行动确实也收到良好的效果，慑于秦军的强大声势，匈奴人不得不举族北徙七百余里，以避秦人兵锋。
随着长城、直道的修筑开通与大规模的徙民实边行动，不仅保证秦北境及都城咸阳的安全，同时密切了北境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也有利于对所谓“新秦中”地区的开发。“任外事”的蒙恬与“为内谋”的蒙毅，同时得到秦始皇的宠信，“诸将相莫敢与之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
二、蒙恬之死及其带来的历史后果
秦始皇之死与二世胡亥夺位，对蒙恬及其家族而言固然是悲剧性命运的开端；但随着蒙恬之死，对秦廷群臣的心理变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沙丘政变时，赵高敢发“亡国之言”，正是以“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 功高孰与蒙恬? 谋远不失孰与蒙恬? 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 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的发问突破了李斯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同意“诈为受始皇诏”,“立子胡亥为太子”；扶苏自杀后，如愿以偿的二世胡亥对于是否诛灭蒙氏尚在两可之间时，蒙恬曾上书自明心迹：
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勋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
宗室子婴亦谏二世胡亥曰：
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虽然二世胡亥曾一度产生“欲释蒙恬”的念头，但在“日夜毁恶蒙氏”赵高的坚持下，这些努力并没能挽救蒙氏悲剧性的结局。然而，子婴预言的“使群臣士之意离”的严重后果，很快的在秦末农民起事中体现出来。
陈余曾遗书阻击起事军最为有力、功劳也最多的秦少府章邯曰:
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 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
以蒙恬之死为例来说降秦将，竟成为起事军屡试不爽的利器。“秦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分裂，严重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带来了极大恶果是开始于扶苏及蒙氏兄弟的遇害。”
然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考察，随着蒙恬之死而出现更严重的后果是：秦人经营多年的北境防御体系的崩溃，趁中原地区兵连祸结之机，匈奴趁机重夺河南地。公元前 202 年，汉王刘邦击败项羽称帝，匈奴的势力已趋强盛，成为新兴汉朝最为强悍的对手。如果说对初都于洛阳的汉廷，匈奴的侵扰尚未构成太大的威胁；然而在刘邦迁都长安之后，活跃于河南的匈奴的威胁立即就凸显出来。“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匈奴人的威胁较之秦朝则更为现实,自然是定都于长安的刘邦不能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蒙恬“造笔”与“筑筝”
于蒙恬评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一位“名将”，人们关注其功绩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奇怪，而将“筝”与“笔”之发明归于蒙恬名下，不仅是令人备觉兴趣之事，或许能为蒙恬名将的形象减少一些肃杀之气。
关于蒙恬造笔，似乎争议较少，《太平御览》“笔”条引《博物志》曰： “蒙恬造笔”，语焉不详。同卷又引崔豹《古今注》日：
牛亨问日：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也，世称蒙恬造笔，何也? 答日；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豪，非免豪竹管也。
这种解释将蒙恬造笔划定为“秦笔”，较泛言蒙恬造笔更易接受，似乎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议。
与蒙恬造笔说不同，蒙恬筑筝说却引发了很大争议。据应劭《风俗通义》《声音》载：“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琴，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日秦蒙恬所造筑。”筝，作为秦地的一件古老乐器，至少在东汉末年，已有蒙恬所造的说法。这种说法的起源已不能确考，但可能考虑到一般认为筝发明于秦地，所谓“筝，秦声也”，并流行西北之地，魏晋时间已有“齐瑟以东舞，秦筝奏西音”之说,很可能由于蒙恬是秦朝长期驻守西北之地最为著名的人物，故将其与筝的发明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与中国古代常将一些器物的发明与某些著名历史人物相联系的做法是一致的。
然而，这一说法，遭到晋人傅玄的斥责，《宋书·乐志》引傅玄“筝赋”序曰:“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体合法度，节究哀乐，乃仁智之器，岂亡国之臣所能关思哉。”《西晋文纪》载“筝赋序”更为详细：
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圆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存，鼓之则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哀乐，斯乃仁智之器也，岂亡国之臣所能开思运巧哉。或以为蒙恬所造，非也。
否认筝为蒙恬所造，并非傅玄一人之观点。应劭“或曰”云云，口气已经不十分肯定。《旧唐书·乐志九》明确说:“筝，本秦声也。相传云蒙恬所造，非也。”问题并不在于筝是否为蒙恬所筑，《旧唐书·乐志九》的说法肯定更为准确；而是傅玄认为蒙恬为“亡国之臣”，不可能“开思运巧”，筑出如筝之“仁智之器”，则是以道德评价作为事实判断之标准，或有因人废事之嫌。
如果以此衡之,《全唐诗》载李峤《筝》诗亦可作一反证：
蒙恬芳轨设，游楚妙弹开。
新曲帐中发，清音指下来。
钿装模六律，柱列配三才。
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声哀。
全诗最后两句最为传神，所以“莫听西秦奏”，只因“筝筝有声哀”。
若是套用傅玄之语，蒙恬若真是“亡国之臣”，岂能如此“开思运巧”，筑出音有“剩哀”之筝哉。
近者马非百先生有言：
世传蒙恬尝以免毛造笔，又曾造筝。而傅子则云：“筝者……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开思运巧”。此真最不合理之怀疑，非天下之公论也。李斯、赵高、胡母敬能造小篆，王次仲、程邈能造隶书，彼独非亡国之臣耶? 恬云……霭然仁者之言，安其不能“开思运巧”，以造“仁智之器”哉?
吾故附之《传》末而明辨之，使后人读而知秦之亡，非蒙氏之罪，而其能否“开思运巧”，又与亡国无关云。马非百先生之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其将能否“开思运巧”，与是否为“亡国之臣”两者应区别开来，当是实情。尽管马先生此语针对性甚为明确，但对我们重新评价认识蒙恬其人，还是有所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