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式”形象的末代君主，为何会被“昏庸”、“残暴”的标签？
孙吴政权凭借军功立国，
军功将领依靠军事、政治等制度优势持续性扩张，逐渐对孙吴政权的官僚系统和地方秩序产生威胁
，严重影响到了皇权权威的树立和郡县统治的开展。
自孙权始孙吴君主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军功势力进行控制和打压，暨艳案、吕壹案及两宫斗争就是其代表性事件。
由于孙吴的立国始终伴随着外部敌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军事实力也就一直是孙吴政权的立国之本，因此孙吴不得不长期坚持依靠和利用军功势力这一基本国策。
所以孙吴政权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军功势力对孙吴政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孙吴立国进程中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政权结构性矛盾。
孙权去世之后，吴主与军功大臣之间的主从关系破裂
，孙吴政权出现权臣相继掌权的政治局面，中央朝局的混乱又导致外部局势和地方形势的恶化，孙吴赖以立国的三重平衡渐趋失衡。
孙皓即位后力图扭转危机，
重构官僚系统、改革丞相制度；保持军事克制、恢复与晋通好；平定交阯叛乱、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孙皓即位合法性的天然缺失和内外政治压力迫使孙皓急于通过一系列神秘化、仪式化、严酷化的手段构建一种权威型君臣关系，这一举措遭到了军功后裔和文人官僚的强烈反弹。
孙皓由此转向对军功后裔和地方守将的持续性打击，
军功后裔的消残和随之而来的“兵将背战”彻底瓦解了孙吴军事力量，也葬送了孙吴的国运。
从立国早期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到孙皓时期急于建立的权威型君臣关系，是孙吴国家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必然阶段，外部受禅自立、强敌压境的恶劣局势又迫使孙皓急于构建这种权威型君臣，但方法失当，强敌压境的外部环境最终成为孙吴灭亡的加速器。
对于孙吴的灭亡，孙皓应负最主要责任，但是传统历史观念中那个“荒淫”、“昏庸”又“残暴”的孙皓形象则更多的是一种历史书写的产物。
这种形象并不鲜见，历史上存在着许多“孙皓式”形象的末代君主。
细究其因，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后世为前朝修史”传统，继替政权为前朝修史的过程中，前朝末代君主是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如何书写和评价前朝末代君主更关系到如何建构和理解当朝政权的开创及立国。
一方面，为了彰显当朝建立具有“顺天应民”的统治合法性，前朝末代君主多会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被塑造成“昏庸”、“残暴”、“荒淫”或兼有之的“亡国之君”形象。
当朝政权的开创是建立在推翻前朝“暴君统治”基础上，其政权合法性也就在史书撰写和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认可。
另一方面，亦如“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一旦背上“亡国之君”的标签，其人物形象在后世与之相关的小说、诗词中则会成为典型的“箭垛式人物”
，相关文章为了增强内容的文学性就会更加背离事实地夸大其“荒淫”、“残暴”的事迹。
随着这两种书写模式渐趋成为一种惯例和传统，末代君主也会仅仅因其“末代君主”的身份而习惯性地成为世人争相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但其具体事迹和真实的亡国原因则逐渐淹没在被标签化的“昏庸”、“残暴”和“荒淫”等模糊的批判性词语之中。
不可否认，末代君主应对其政权的灭亡负有重要责任，但首先我们或许应该弄清其人物形象和事迹是否受到后世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书写的影响？
如果有，那么后世史书是如何描绘其人物形象的？维护当朝政权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的？
其人物形象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得到丰富和变化的？
继之，我们才能够摆脱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在某种确定的前提下探究某些末代君主具体的行为以及导致政权覆灭的真实原因，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