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咧两晋（十二）洛阳遭受刘聪大军围攻，司马越为何拒绝刘琨救援
晋惠帝司马衷去世后，八王之乱进入末期，西晋的国力在混战中消耗殆尽，周边的少数民族逐渐崛起，建立了各自的政权。这些政权打着各种旗号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势力，野心勃勃的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于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五胡乱华拉开了序幕。在乱华的少数民族中最先对西晋发动进攻的是匈奴，他们以首领刘渊为核心建立前赵政权，并派出大军攻打西晋，一直杀到了洛阳城下。当时西晋掌权的司马越面对前赵大军节节败退，被刘渊的儿子刘聪打得不敢冒头。这种情况下并州刺史刘琨请求率军南下救援，却遭到了司马越的拒绝。
经过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军队在混战中消耗殆尽，国力也大幅度衰退，也就失去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原本依附于西晋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组建军队，开始了入侵中原的活动。面对这些外来的威胁，以司马越为首的西晋朝廷也曾出兵围剿，但收效甚微，多处情况以惨败而告终。再加上内部天灾人祸，各种流民起义军武装遍地，于是让西晋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晋国祚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特别是洛阳遭到刘聪大军的围攻，距离灭国只有一步之遥。
按照常理，这样的情况需要召集四方的军队进京勤王，组成联军与少数民族的军队作战了。然而当时掌控朝廷的东海王司马越并没有第一时间这样做，而是采取了死守洛阳的做法。这种做法让前赵刘聪的大军肆无忌惮，将洛阳围得水泄不通，也将西晋推到了灭国的悬崖边。
而与此同时并州刺史刘琨对并州的治理却初见成效，他击败刘渊派出的军队占领了要地晋阳，联合鲜卑拓跋氏和段氏，收拢当地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初步将并州的局势稳定下来。刘琨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也连战连捷，击败刘渊手下大将刘景、石勒等人，成为西晋少有能与匈奴对抗的将领。
从史料上看刘琨在并州的行动是相当成功的，他有力的阻挡了匈奴人在并州的扩张，逐步开始收复国土失地，建立起了与匈奴军队对抗的力量。与刘琨相比，司马越在洛阳的战争打得可谓一塌糊涂，若非洛阳城池坚固，西晋早就被灭国了。而围攻洛阳的前赵将领刘聪更是悠闲，打仗期间甚至能去嵩山拜神，可见其对胜利充满自信。并州和洛阳的局势对比，很显然洛阳方面是远不如并州的。而洛阳又是西晋的首都，朝廷重臣和皇族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洛阳被攻破，不但西晋将被灭国，皇族和王公大臣也会被一网打尽。
可面对刘琨提出的带兵南下支援洛阳，双方里应外合攻击刘聪军队的建议，司马越却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洛阳缺粮，养不起其他军队，所以不让刘琨南下。这种说法明眼人一看就是托词，其原因在别的地方。因为洛阳缺粮是刘聪大军围城所致，只要司马越的军队配合刘琨解了洛阳之围，缺粮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以刘琨联合鲜卑的军力，加上洛阳本身的驻军，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而刘聪手下的刘景、石勒、王弥在刘琨手下都屡遭败绩，在刘琨联合洛阳军队里应外合的情况下，前赵继续保持围城态势是几乎不可能事情。
可以说除了和刘聪打消耗战，让刘琨率军南下是唯一快速为洛阳解围的办法。然而司马越却以缺粮为由拒绝刘琨南下，放弃了最好的救兵，实在是让人不可理解。史书上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越与大将军苟晞争权，他担心刘琨南下后与苟晞合流，使其丧失了对朝廷的控制，所以才拒绝刘琨南下。
然而从史料上看，这种说法只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测，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实际上两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双方有着长期的良好合作。刘琨出任并州刺史，率军北上收复失地，是司马越派遣的。而刘琨也曾是司马越麾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在攻打司马颙、司马颖，争夺晋惠帝的战争中都表现得出类拔萃。
在洛阳遭遇刘聪大军的围城危机时，司马越宁愿处于危险之中，也要拒绝刘琨救援，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尤其是围城达到了缺粮的严重程度，司马越仍旧拒绝刘琨南下，这就更不简单了。而史书上说的大将军苟晞当时正在青州与刘渊手下的将领王弥作战，并不在洛阳范围内，他又怎么与刘琨进行合流呢？即便刘琨与苟晞有合流的可能，司马越难道不应该先解决眼前的危机么？难道司马越就不担心洛阳城破后，自己和晋怀帝被刘聪一网打尽，整个身家性命化为乌有?因此将司马越拒绝刘琨支援的原因归结于苟晞，完全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从史书上看，苟晞对司马越形成的威胁远没有前赵大军严重。前赵大军围攻洛阳，让西晋到了灭国的边缘。而苟晞虽然与晋怀帝一起反对司马越专权，但局势是可以控制的，朝廷中的大部分大臣也是支持司马越的。所以司马越对洛阳城内的局势还能完全控制，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刘琨与苟晞合流。
于是问题来了，既然不是因为苟晞，那司马越为何要反对刘琨南下呢？从各种史料分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刘琨与司马越的盟友王浚不合。根据史料记载，司马越第一次起兵时被司马颙和司马颖击败，最后仓皇逃回山东的封地。然后他在范阳王司马虓和幽州刺史王浚支持下反攻，最终夺取了朝廷控制权。
在这个过程中王浚对司马越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他麾下的少数民族军队战斗力很强，把司马颙和司马颖的军队打得丢盔弃甲，使司马越重新控制的洛阳。然而事后王浚却与刘琨在北方发生了冲突，双方闹得很僵，一度大打出手。当时王浚是冀州刺史，刘琨是并州刺史，两人的地盘挨着，又都是少数民族杂居的环境，所以在治理内部上都采用了联合少数民族的策略。由于刘琨在并州治理得法，得到了以鲜卑为首的少数民族的支持，而王浚却因为石勒的挑拨与鲜卑段氏发生了矛盾。王浚认为刘琨在与他抢冀州的地盘，所以出兵攻打并州。
由于遭受到石勒和王浚两面的夹击，刘琨不得已退回并州，而王浚趁机开始在朝廷谋求权位的扩大。刘琨后来联合鲜卑拓跋氏和段氏击退了石勒大军，又清除了匈奴分支刘虎和鲜卑白部，才重新将并州的地盘稳定下来。然后刘琨向司马越提出了率兵南下，在洛阳城外合击刘聪大军的策略。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实际上惧怕刘琨南下的不是司马越，而是司马越的盟友王浚。王浚因为石勒的挑拨，失去了鲜卑拓跋氏和段氏的关系。而拓跋氏和段氏又成了刘琨的重要盟友，所以王浚担心刘琨南下后对他形成威胁。
以刘琨在朝廷的声望，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支持，王浚是难以正面对敌的。如果刘琨再击退洛阳的刘聪大军，那他对朝廷的影响力就不在司马越之下了。司马越作为王爷还能保持自己的权位，而王浚很可能被迫退回冀州。如果刘琨乘胜追击，再从并州和洛阳两路出兵冀州，那王浚的结局可想而知。因此面对刘琨南下的提议，王浚必然是强烈反对的。而王浚的军队又是洛阳抵抗刘聪大军的主力，他的意见司马越不得不重视。因此，王浚担心刘琨对他形成威胁，司马越又不愿失去王浚这个盟友，所以洛阳城下局面出现僵持。
可是洛阳围城的态势一日不解决，西晋灭国的危机便永远存在。这种围城的态势延续下去，总有一天会使国家崩溃。可西晋领兵的各方却没办法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解决最大危机的问题上，而不得不面对内部的各种斗争和内耗。这也使西晋面临问题雪上加霜，最终使国家走向了灭亡。
西晋的灭亡，永嘉之乱的发生，从根本上看并非前赵的匈奴大军有多强，而是西晋内部争权夺利所造成的悲剧。无论是司马越、刘琨，还是王浚、苟晞，他们手里的军队与刘聪、刘景、王弥、石勒等人都有一战之力。这样的军队没能在战场上杀敌报国，反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国家的灭亡就无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