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武帝的施政措施来正确的看待晋武帝司马炎
提及西晋的历史，很多人都是痛心疾首，由于其在嬗代之路上沾染了太多的血腥，以致于对于西晋总是贬多褒少，而司马昭命令贾充杀害魏帝曹髦的举动更是被世人所诟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这之后成为了野心家的代名词。在以往的观点之中，由于对西晋这个朝代并无多大的好感，所以大多数人都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晋武帝司马炎，认为其只是一个靠着祖辈、父辈余荫的二世俎，一个只知道享受的“官二代”。然而再一次翻看《晋书》，笔者也不得不略微改变一种看法：如果其没有一定才干，那么其如何能在魏晋嬗代之际的朝局之中坐稳皇位？如果其没有果断的决心，统一中原的大业又怎么可能在他的手上完成呢？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手段，又怎么可能把世家门阀压制得死死的？而他在位时颁布的“占田制”、“分封制”也一直为后世的十六国以及南北朝诸君所沿用，故对于晋武帝我们不得不略微做一个改观，因而对于晋武帝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做一个正面的估价：
完善田制：保障门阀利益的同时却也极大限度地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对于晋武帝我们常说他对于世家门阀太过纵容，以致于造就了“上品无寒门”的局面，然而世家的壮大如果真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若非曹丕对世家采取妥协态度，又怎么可能影响后世呢？也正是曹丕过度的信任世家最终才为司马家做了嫁衣，而到了西晋初期世家坐大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如果强行削弱世家的利益，那么依据当时的形势西晋可能会提前爆发内乱。因而司马炎就只能对其采取既是拉拢又打压的一种策略，占田制之中就可以看到晋武帝在对待世家问题上的高超手段。关于占田制的诞生以及详细资料笔者就不多做介绍了，在各大资讯网站上都有其资料，我们主要来说说在占田制之下司马炎如何保障世家利益的同时却又对其再加以限制。世家是魏晋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那个时期皇帝要想巩固其地位就必须得对这群世家加以笼络，占田制很大程度上照顾了他们经济利益：占田制之下的世家是不需要缴纳相应都赋税的，而当时承担赋税的重任都由占田制之下的占田民来承担；在当时动荡的年代之中，世家拥有很多的藏匿人口，而其又承认了世家对于这些佃客的合法性，让这些佃客为世家服务，照顾了世家的情绪。
过度照顾世家利益必然会导致民怨沸腾，因而占田制看似是照顾世家利益，然而我们从他的制度之中也可以看到占田制对于当时的世家是一个极为不小的打击。《晋书.食货志》：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从《晋书.食货志》之中可以看到：一、二品官员占田五十顷，这个看似不少，然而与曹魏时期何宴等权臣一人独占数百顷良田相比，这五十顷良田就显得少得多了：就庇荫佃客来说，一二品大官庇荫五十户人家并不算少，然比起之前司马睦一人庇荫七百余户佃客相比也是好了不少。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西晋的占田制是在保障世家最大利益的同时又极大的限制与打击了世家的发展空间。而且占田制的应用对于当时的平民百姓来说也是具有诸多便利的：与之前的屯田制相比，占田制之下的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不少，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占田制之下迫使世家释放了众多的佃客，从太康元年到太康三年猛增的人口数量便是有力的论证。可以说西晋初年出现“太康盛世”的局面是司马炎其不可磨灭的功绩。《晋书。食货志》：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分封制并非一无是处如果说西晋灭亡的源点那么无疑是“八王之乱”，正是由于司马氏宗王的内讧才导致了之后的“五胡乱华”，而“八王之乱”的源头无疑是“分封制”，而在汉朝“分封制”的基础上司马炎又做了进一步的改善：1.罢置州郡兵；2.与都督制相结合，让司马氏宗王担任都督，掌控兵权。使得宗王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固然分封制可能是导致“八王之乱”的一大诱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全部因素，司马炎并非没有看到汉朝“七国之乱”的局面，因而在其执政生涯后期又多次加以完善分封制，比如改封皇子称王等举动拉近皇室间的距离以及非宗王不得都督关中等举动，担任地方都督的宗王只有军事监督权并没有调动权，要调动军队还需要军司的批准。因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笔者认为司马炎大肆分封司马氏诸王的并非是其短视，在当时世家豪门在朝堂以及地方逐渐崛起之时分封诸王牵制豪强的确是一个极为明智的举动，否则的话司马家的江山可能会重蹈曹魏的覆辙。
由于宗王在地方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其必然会与地方豪强产生摩擦，这种情况之下宗王便会采取提拔寒门对抗世家的做法，诸如司马伦提拔孙秀，司马越提拔苟晞等等。在朝堂之中司马炎曾经希望利用汝南王司马亮的宗王集团来牵制杨骏的外戚集团，若非司马亮自身之原因导致杨骏坐大，这之后或许能少一些变故也未尝可知。从杨骏干政、贾南风乱战再到五胡乱华等措施来看，司马氏诸王在拱卫司马氏的统治之时的确出了很大的力气。从这可以看出，司马炎重新废除郡县制改用分封制并非是短视，因而有时候对于晋武帝废除郡县制的举动并不能一味批评，其并非不想集权，实在是形势所逼而不得不采取这种举动。而且之后的十六国政权再到南朝诸帝都是分封王子拱卫江山，从这可以看到晋武帝的施政特点也一直为十六国以及南北朝各路诸侯所效仿。晋武帝的用人之道晋武帝在处理政事方面是有得有失，在其品格方面也是具有极为大的争议，在之前笔者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论断晋武帝司马炎，当然那篇文章笔者也不打算推翻他，每一次看史书都有不同的感悟，且晋武帝本身就是一个较为争议的人物，然而我们从晋武帝的用人问题上可以看出晋武帝高超的御人有道。对待功臣集团晋武帝司马炎刚继位之时没有极高的声望，由于其父司马昭对其保护的太过严实，因而在晋武帝刚登基的这段时间他为了巩固皇位其所能依靠的只有贾充为首的西晋功臣集团。对于贾充的定位，我们一般对其都定义为“谄媚之徒”、“权臣”等诸多不好的词汇来形容他。在贾充等人的帮助下，晋武帝得以在和司马攸的相争之中顺利夺位，也得以能够顺利坐稳皇位，因而其投桃报李的给予了贾充诸多的权力。晋初贾充权力的权力可以用权倾朝野来形容并不过分：一方面他和荀勖、冯妉等人组成了庞大的“贾家党”在朝廷之上立足；另一方面他由于位居中枢机要，攀附他的人也多，因而也笼络了不少人。甚至当时位居三公的何曾都要攀附贾充，可见贾充的权势庞大到了何种地步。
然而我们从贾充之后的遭遇可以看到，对待功臣集团他并不是对其听之任之，一旦贾充等人对其产生威胁，那么其驭人之道便展现的淋漓尽致，贾充顶着个“权臣”的头衔然而至始至终其却始终未能对晋武帝产生威胁，这从几件事就可以看出：公元270年，秦凉之变爆发，坐镇关中的秦凉都督被胡人所杀，此时贾充是司马攸的老丈人，已经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晋武帝直接让贾充都督关中，若非荀勖等人出谋划策西晋朝堂就没有贾南风了。公元274年左右，正当盛年的晋武帝突然病危搞得一时间人心惶惶，而夏侯和则趁此机会撺掇贾充拥护司马攸为帝，历史诸多学者认为贾充是太子最坚强后盾。然而贾充在此时却未能坚定的支持太子继位因而有了一丝犹豫，后来司马炎痊愈之后毫不留情的剥夺了贾充的实权，从此贾充正式告别中枢。从这几件事上可以看出，晋武帝对待贾充等功臣集团是很矛盾的，即重用他们的同时却也在防着他们，并利用庾纯、任恺等人来牵制贾充，从这可以看出在驾驭臣子方面晋武帝具有极为高超的手段。
为政宽仁要说晋武帝当初为什么能够击败后来的齐献王司马攸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要知道比起司马炎司马昭更属意司马攸：司马炎的嫡长子身份帮助了他，在那个宗法制下的封建制社会，“嫡长子继承制”始终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比起司马攸，司马炎的情商不知道高了多少，在两人相争之时，司马炎上下串联暗中活动，依次搞定了贾充、山涛等等，他们都分属不同阵营，却不约而同的支持司马炎，可见其高超的情商；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即司马炎待人较为宽仁，司马昭夺位之路上沾染了太多血腥，需要一个较为仁厚的君主来抚平这些伤口，我们从《晋书》之中可以看到，这是贾充的意思。事实证明贾充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依据，我们从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之中就能看到司马炎在其施政问题上较为宽仁的一面：在处理民生问题上能够重视百姓的疾苦，《晋书》之中也有能够记录看到其体恤百姓的一面，比如多次释放奴隶，劝课农桑，整肃冤案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以看出其为政宽仁的一面。在处理齐献王司马攸的问题上，他虽然对其心存芥蒂，可却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杀他，反而把他居于朝中要职，就算是司马攸在其病重之时有篡位之举他也没有杀他，直到司马攸彻底威胁到了太子司马衷的地位，才在司马炎的主导下迫使其归国。在对待降臣的问题上他没有大下杀手，反而加以笼络，对于刘禅他并没有下手杀之，反而保障其荣华，也为其笼络蜀中人士奠定了根基，而对于孙皓也没有大下杀手，同时加以笼络吴中士人。重用直臣，曾经司马炎问刘毅他可以比作汉代哪个皇帝，刘毅回答他堪比桓、灵二帝；晋武帝曾经问和峤太子的行为如何，和峤说其行为如故。无论是刘毅如何骂他、和峤如何的政见不同，他始终没有痛下杀手，反而常以一如既往重用这些直臣。
晋武帝的用人宽仁是其执政生涯的一个特点，在古代皇帝都有卸磨杀驴之举动，然而晋武帝始终未曾枉杀大臣一人：这一个原因是当时世家坐大，贸然杀之牵扯太广；也有一个原因是他自身性格的特点。然而也由于其性格过于宽仁，不得不说埋下了诸多的祸患：没有树立一个威严的君主形象；对大臣的大过小过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导致他们更加的嚣张跋扈。之前笔者也论断过一篇关于司马炎的文章，笔者在其中对其并无多大好感，当然笔者本身不打算推翻原先的论断，正如之前所说，每多读一次史书就多一次感悟，对于晋武帝笔者的看法就如同《晋书》之中一般：既要肯定晋武帝统一天下、改善田制、重用能臣等一系列功绩；也不能否定他晚年奢靡怠政、托孤不正等一系列导致西晋直接灭亡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