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的为官之路与《十六国春秋》的史学研究
从公元317年西晋南迁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在百余年间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群雄逐鹿，狼烟频起，割据势力迭兴迭灭，先后形成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北魏史学家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记载的就是十六国此起彼伏极其混乱的一段时间的史事。崔鸿，字彦鸾，北魏东清河鄺（今山东平尿县）人。约生于北魏孝文帝初，卒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
崔鸿是名声显赫的清河崔氏家族中的一员，清河崔氏出自先秦时期齐鲁旧族。崔业，字伯基，西汉东莱侯，居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北），为清河崔氏始祖。崔氏宗族在曹魏时期家门兴盛，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发展，至北朝达到鼎盛，成为北方的甲族，居山东士族之首。但在北魏太武帝时，“国史之狱”使以崔浩为代表的地位最显赫的崔氏房支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一蹶不振，家族重心逐渐转移至徙居青齐地区的房支。崔鸿所属的房支就是徙居青齐地区的一支。
崔鸿的曾祖父崔旷，早年随鲜卑族南燕的开国君主慕容德南渡黄河，迁居于青州之时水。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刘裕灭南燕，收复青州故地。崔旷遂仕南朝宋文帝，任乐陵太守。崔鸿的祖父崔灵延在宋孝武帝时为龙骧将军、长广太守，被封为“关内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平定三齐，崔灵延以败军之将而被迁徙到北魏代京附近，清河崔氏南渡黄河定居青齐地区的成员从此回归并仕于北魏。崔鸿的父亲崔敬友曾任本州岛治中、梁郡太守；崔鸿的伯父崔光官至太子少傅、司徒、侍中、国子祭酒，曾参与撰修北魏国书，成为拓跋王朝倚重的大臣。从此，以崔光为代表的崔氏成员以其身世与“家学”，适应了魏孝文帝改革的需求，仕途腾达，使家族重新兴旺起来。
出身于这样的官宦世家，崔鸿的仕途也是一路平坦，历仕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崔鸿“拜彭城王国左常侍”，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
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永平初，豫州人白早生叛乱时，拜崔鸿为行台镇南长史，协助镇南将军平叛，后“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延昌四年，“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其年为司徒长史。”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高祖、世宗《起居注》。”
正光五年，受诏修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给事黄门侍郎是随侍皇帝左右，传达诏命，备皇帝顾问之官；散骑朝侍是规谏皇帝过失的官职。这两个官职，皆为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可知崔鸿当时与皇帝接触之多、权力之重。崔鸿卒后“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从崔鸿的仕途经历可以看出，他的职务变迁非常频繁，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够写出名扬后世的《十六国春秋》，这除了崔鸿自己要付出的艰辛劳动外，还与崔氏家族的好学之风对崔鸿的影响密不可分
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文化往往是他们立足于社会并进而从政的基础，是保持其政治地位的工具。各世家大族要想保持门第兴盛，世代承传，必须加强对其子弟的文化教育，培养其德行和才干。清河崔氏作为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更是秉承了大族传统的文化教育。曹魏崔琰“年二十三，……读《论语》、《韩诗》。
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师从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门下，从而积累了深厚的经学根底，清河崔氏好学之风自此更世不变。正因为崔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代有才人，才使其在经受了重创之后仍然能家道不堕。
能再次振兴家族的崔光即是“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他因精通经学，曾任太子少傅、国子监祭酒。崔光不仅经学方面有造诣，而且在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魏文帝太和六年，与秘书丞李彪共撰国史，后李彪解职，史事由崔光专任。崔光年老多病，但仍然自强不已，以撰述魏史为己任。即使在临终时他对自己未完成的修史工作仍留有遗恨，对其子侄说：“史功不成，殁有遗恨”。崔光对史学的热衷及认真负责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崔鸿的史才与其伯父不相伯仲，上文已提到崔鸿在做官的同时被委以史事，撰修起居注与国史：宣武帝景明三年，敕撰《起居注》；孝明帝正光元年，朝廷又命他担任孝文、宣武两朝《起居注》的主笔；正光五年受诏修国史，也就是接替其伯父未竟的任务。崔光在临终前把他的侄子崔鸿推荐给了孝明帝，让崔鸿继续完成魏史的编撰，足见崔光对崔鸿能力的认可。正是因为崔鸿本人的才能，加上家族教育及好学之风的熏陶，尤其是其伯父崔光的影响，使他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崔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他生在北魏太武帝跖跋焘统一北中国，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见前朝史书都成一家，粲然可观，再无下笔处。遂把目光投向了十六国史，当面对十六国“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的局面时，他的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军事成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虽然这一时期“战争相寻，干戈是务”，但这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己经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认识到汲取前朝往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为借鉴的必要性，以及让本朝短暂的王迹能彪炳史册、正统名分的重要性，所以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首领即使短暂登基，也都纷纷设置史官，组织人员编修国史和前朝历史。因此，各国都留下了一些国史。北魏统一北方后，这些史书被搜集到官府，成为北魏官私修史的重要资料。
北魏承接十六国而来，他们的统治经验、教训，在史学家看来，对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更为有用。所以比起十六国中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北魏统治者把设史官、修国史，看得更为重要。
这也正是崔鸿修撰十六国史的目的。北魏尽收十六国的国史，为崔鸿写史准备了充足的史料。但这些国史都是在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留下的，史书质量良莠不齐、体例不一，史料的真实性也难以保证，所以崔鸿决心以统一的体例记载各族国的历史。
崔鸿的著述工作开始于宣武帝景明元年，当时正逢北魏政府迁都洛阳不久，资料大多散失，这给编撰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到正始三年年底，完成了《十六国春秋》的初稿九十五卷，还缺少记载成汉李雄父子史事的“蜀录”。为了撰写出史料翔实的“蜀录”，他多方搜求曾出仕成汉的史学家常璁撰写的《蜀书》，在正光三年才在江南得到，于是写成蜀录五卷。加之先前完成的九十五卷正文，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共一百零二卷的《十六国春秋》至此全部完成。《十六国春秋》记录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夏、前凉、蜀、后凉、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北燕等北方十六国的史实。
但可惜的是，这部巨著在北宋时便散佚了。清朝人汤球选用与《十六国春秋》同载于《隋书经籍志》的《十六国春秋篡录》为底本，汇集《晋书》张轨、李翯等传及刘渊等《载记》及原书散见于各书中的其它材料，辑补写成《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当代历史学家金毓黼认为，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可谓史学界之一发见矣。”因此，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成为人们研读崔鸿原书的依据。本文也以汤本为主对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及其史学思想进行研究。
《十六国春秋》以纪传体的体例记述了十六国的史事，有序例、赞、表等，体例完备。
在《魏书崔鸿传》、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序例》中，都言及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刊十六国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也就是说在崔鸿原著中有序、赞，并兼有褒贬之论。论赞，是纪传体中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种体例。通过这些论赞，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古代史事，也可以借此知晓作者所持立场和观点。崔鸿原书的论赞也应属于纪传体中论赞的形式。由于原著的散佚，
在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中只有两处“崔鸿曰”的论赞形式，虽然这使我们对崔鸿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无法发掘，但也已说明崔鸿原书体例的完整性。崔鸿在给世宗的上表中曾说：“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即崔鸿在原书中曾设有年表。“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列入列传的人物，首创于司马迁《史记》。
刘知几认为在战国纷乱的年代可以用“表”以统其时，使各国的事件一目了然，但在一统之世，用“表”则属芜累。五胡十六国这一段时间，在我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各族纷争最为频繁、淆乱的一个时期，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用年表的形式使纷繁的十六国史事清晰明了，实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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