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年前，刘渊建立汉赵始末：身为匈奴人，却借汉高祖之名行事
1700年前，刘渊建立汉赵始末：身为匈奴人，却借汉高祖之名行事
宇文说史2022-08-1916:49河南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关注刘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许多人认为，这场乱世始于刘渊建政开始。刘渊的政权像一个变数，不同于以往我们认知的匈奴，以游牧、部落、单于定基调，反而效仿中原的各项制度建立了一个“汉族”政权。是什么促使刘渊有如此大的转变呢？那不外乎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历史背景（天时）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原来生活的地区“草木茂盛，多禽兽”，这样的地理环境及其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狩猎或者畜牧。匈奴人正是利用了这些天时地利的优势，发展了游牧特色经济。他们“逐水草迁徙”，《汉书·匈奴传》中描述他们“食畜肉，饮种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正是作为当时游牧民族的匈奴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匈奴原来生活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胡天八月即飞雪”就是对北方天气的深刻写照。“秋冬甚寒，春夏甚风”这些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匈奴人长期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生活状态。畜牧业生产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是他们赖以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随着匈汉民族的迁徙，匈奴族与内地的交流不断加强，不但在农事生产领域程度加深，原匈汉交界区域农耕经济趋于向北发展状态，地域范围亦有所扩大。当时的他们处于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的社会状态，随着水草迁移的同时也不断在城郭之地发展农业。
直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任用梁习为并州刺史，因为中原战乱，少数民族实力增强，流民为了安身立命，投靠于少数民族。梁习到任，步步为营，恩威并施。对豪强势力进行收买，举荐他们为官；又以征丁为由分散其兵力，迁移其家眷；对不从命者进行打压讨伐。种种举措最终使得单于恭顺，服事供职。
但是因为少数民族从来致力于畜牧，不重视农桑，虽然他们已经融入中原生活环境，却不能像汉族农户一样供应田赋以及户调。梁习对包括并州之内的汉户、匈奴户以及其他少数部族的户实行鼓励农桑政策，其实质就是为了让这些少数部族从畜牧经济逐渐向农业方向发展，这也是匈奴入中国后正式农业化的开始。
民族力量的变化（地利）一、匈奴的内迁匈奴是较早和中原汉族发生密切联系的边疆民族，很早就有匈奴人流入中原，早在西汉文帝时就有章尼等匈奴部民附汉。
大规模的内迁和相互间的不断融合，是匈奴人挑战“华夏正统”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因为中原王朝为了显示大国风范，对内迁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结果。东汉后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鲜卑占据了大漠南北地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又大破匈奴，由于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打击，匈奴实力逐渐削弱，力量也日渐衰微。内部发生了两次大的分裂。这两次分裂导致强悍一时的匈奴分裂成了南、北两部。
北匈奴被迫向西迁移，东汉大军于公元91年，把北匈奴现在的阿尔泰山以外，北匈奴部族后又不断西迁，直至消失于中国的史书之中。分裂余剩的南匈奴有五千余落则依附于东汉，东汉每年消耗一亿多两的白银供给，期望他们成为捍御北匈奴的屏障。只是这时的匈奴似乎已不复当初的剽悍英勇，被随之而起的鲜卑人尽占故地。
南匈奴一败再败，人马被杀无数，牛羊损失千万，只好不断迁移，日益南退，最后被赶至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以北）。少数民族真正大规模的向内地迁徙是在两晋时期。西晋初，这些将要内迁的少数民族，因鲜卑压迫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迁入内地，数目达19种之多。
这些内迁少数民族携家眷财物来降，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解决了因为战乱而减少的中原劳动力的需求，分布缘边诸郡的匈奴人经常与汉人接触交往，或与汉人交错杂居、共同生活。中原王朝优待匈奴降人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匈奴人来附，因此在他们逐渐向汉靠拢的过程中，汉文化反馈给他们的长期的强烈影响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些不论是因为仰慕中原文化主动融入中原生活或者是因为战乱被迫进入中原地界的少数民族，随着中原文明对他们的影响的日益加深，先进的汉族文化渐渐地影响了游牧的匈奴人，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生产方式等等。在这种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匈奴自身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都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地与汉族杂居、融合，渐渐适应了中原的风俗习惯以及文化氛围，学会了中原的耕作方式，弥补了自身由于受地理环境限制而造成的经济生产方式的缺陷，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文明，过上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生活。
各种矛盾（人和）但是内迁少数民族成分复杂，他们在中原社会地位低下，寻求稳定富足的愿望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实现，反而受到中原世家大族和本族贵族的双重剥削，少数民族特有的血性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局面，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开始恶化。在西晋统治下，各族人民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虐待，许多流民更面临被晋军逼遣还乡的威胁，他们受剥削的命运相似，斗争的矛头直指西晋统治阶级，有了共同的敌人，故而他们暂时突破了民族界线的限制，刘渊反晋之举一倡而天下争相竞附。
且当时中原人口大幅度减少，原因有二：一是，战乱频繁发生导致民生不济，地主官僚争权夺利，普通百姓朝不保夕，大批死亡导致尸体充盈道路、白骨累累，接踵而至的是瘟疫疾病横行，一轮接一轮的死亡以及相对稳定的农业人口被战争破坏，无法相继，从而使得人口数量减少。二是，灾害层出不穷，地震、暴雨各方势力为了抢夺地盘，掠夺人口，只注重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发展经济自然无法完全兼顾，水利灌溉、农业设施等遭受战争破坏，政府在财力和人力上却无暇顾及，天灾自然伴随着人祸肆虐。
而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生产基础，生产力水平有限，小农们四季辛苦劳碌，剩下的就只能靠天成全。一旦灾害横行，因为从事农业生产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没有足够的对抗能力。这种社会平衡性就会遭到破坏，受灾民众为了生存，只能不断迁移、流亡以逃避灾难。因此中原人口急剧减少，除了战死、病死之外，大量居民苟延逃亡，中原汉胡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汉族内部与内迁的民族之间也矛盾重重，这无疑是给刘渊建立新的政权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八王之乱”八王作为辅佐晋王朝统治的坚实基础，本应同心一气，共御外敌，巩固晋王朝的集权统治。孰料随着藩王势力的日益壮大，各王之间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现状，争权夺利、竞相征伐，祸起于萧墙，终于导致内乱横生，这场抢夺皇权的宗室内讧战争致使生灵涂炭，给本就飘摇的晋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给了伺机待动的匈奴贵族不可多得的良机。
刘渊政权的建立（成果）刘渊回到了自己的属地，收纳了大批有识之士，掌控了权力结构，被诸部匈奴共推为大单于，二旬之间，召集部众五万之多。当时居于并州的匈奴和杂胡，或为田客，或为奴隶，遭受多重压迫，多年困苦，无以为生。此时匈奴大单于号召他们到太行以东打国战，这是脱离奴籍和博取富贵的唯一机会。
但是传统的封建秩序总是以拥有先进文明的汉族为主导者，中国从先秦之时就对大一统思想做了深刻的定论。在这以前，中原一直是汉族统治的核心地界，从来没有异族政权雄踞华夏内地，统治中原民众，作为外族想要挺进中原，首先要师出有名。在建立政权之初，刘渊及其部僚为挺进中原苦苦思索合理的起兵理由。因为侵凌边境并不是其终极目的，为了减少汉族势力的抵抗，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政权，只有不被视为戎狄之列才能立足中原。最终他们想到了汉高祖与匈奴和亲的这条历史路径，估计汉高祖没有料到正是因为这桩姻亲让几百年后的匈奴在中原找到了自己的“祖辈”。数百年前把汉高祖围在白登山，现又借着汉高祖的名头行事，不知墓里的汉高祖作何感想啊。
汉国的诞生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八月，刘渊据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境内的南村)起兵反晋，自称大单于，后为了吸引和团结晋人支持汉国政权，刘渊力排众议，自称汉王，以西汉继承者的身份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以祭之，立妻呼延氏为王后。署置百官，以从祖父刘宣为丞相，经师崔游为御史大夫，宗室刘宏为太尉。
匈奴刘渊称王，且刘渊适时地利用郊祀宣告了他受命于天、符合天意的称王行动，通过这种仪式强化了自己地位的合法性。这一举措正式把匈奴拉入了汉的中原王朝统治秩序之内，对于汉族因排外心理而引发的抵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抑制作用，为向中原迈进踏出了坚实的一步。最后，“捞”出了汾水中的玉玺，玉玺是中原王朝权力身份的象征，也是肯定皇权正统的唯一标志，为渊所得，胡人建立的中原政权在各种形式上都臻于完善。
永嘉二年(公元308)十月，汉王刘渊称帝，国号为汉，改年号为元熙。前后在中原地区起义的汲桑、王弥、石勒及鲜卑陆逐延等都纷纷归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