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任何关系却追尊刘禅，刘渊的“宗汉立国”究竟意欲何为？

公元304年，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已经持续了十三个年头，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洛阳郊外，一个中年人自出了洛阳城之后便神色匆匆的向一个名叫“左国城”的地方跑去，此人名叫刘渊，是成都王司马颖帐下的屯骑校尉。在“八王之乱”的局势愈发紊乱之际，奉成都王司马颖之命前去收拢“匈奴五部”的精锐部队前来助战。然而就连司马颖自己都没有想到，刘渊的离去就如同“鱼入大海，龙出升天”，这个野心勃勃的匈奴首领在他离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再无回去的可能，这个人的离去也是“永嘉之乱”的开始，而这又是成都王司马颖所想不到的。公元304年，刘渊在刘宣等人的拥护之下继匈奴“大单于”之位，并以离石要塞为根基起兵反晋，而西晋末年的局势也变得愈发的紊乱和扑朔迷离，这一切都预示着天下大乱的开始。

当时的匈奴贵族拥护刘渊继位本意是想让刘渊如同当年的“呼韩邪单于”一样恢复匈奴的基业。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刘渊在继位的同年并未追尊“呼韩邪单于”等匈奴单于，反而已汉、匈之间曾经提出的兄弟盟誓为由，提出了“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政治口号，明确了其起兵的目的，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刘渊和刘禅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么既然如此刘渊何以要立国号为“汉”，刘渊又为什么要追尊刘禅呢？今天我们就关于这个问题来做一个讨论：“宗汉立国”：刘渊借“汉室”起兵的高超政治眼光刘渊是匈奴人，和刘禅根本是毫无关系，那么他起兵之后为什么不追尊匈奴人的祖先冒顿单于、呼韩邪单于等人，却要追尊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呢？①.首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刘渊起兵和当年呼韩邪单于已然有了实质性的不同，此时的刘渊不再是寄希望于恢复呼韩邪单于时匈奴的基业称霸草原了，他想要做的是像刘邦、曹操一样“篡晋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要吸纳匈奴人之外，更主要的就是要得到汉族士人和百姓的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必须借助“汉室”的名声。汉朝虽然在当时已经灭亡百年，可是汉朝四百多年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汉朝的灭亡而消失，刘备以川蜀一州之地和曹魏抗衡四十多年就是最有力的铁证，而且由于司马氏在西晋末年的暴虐引起了广大百姓的群起而攻之，这种局面之下许多的百姓更是向往“汉室”的“德政”，故而对于刘渊来说以“汉室”之名借壳而生可以迅速的帮助他壮大实力并吸附士人。

②.其次从思想上来说刘渊虽然是一个匈奴人，可是从史书上看的话他的身上真的毫无匈奴人的特质，抛开血统的话，他真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汉人，在他的身上有着很深厚的文化素养。从《晋书》之中就可以看到，刘渊本身就爱好学习，对《史记》、《汉书》、《孙子兵法》等汉家的珍贵典籍都有涉猎，在思想上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故而在当时的许多名士都和刘渊有着很深厚的交情，比如太原王氏的王浑、王济等人，这充分说明刘渊对于汉文化还是有很大的认同感的。而且从刘渊的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可知在当时的匈奴贵族之中已经有不少人的汉化程度相当高了，抛开血统的话，他们其实和汉人无异，故而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刘渊以“宗汉立国”在当时并未得到多少人的反对，说明了很多人还是认同汉文化的。

③.从政治角度上来说刘渊起兵需要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当年汉、匈之间的“兄弟之盟”则无疑是一个契机，汉朝已然灭亡，故而刘渊借着汉匈之盟的约定以哥哥灭亡弟弟来继承为其起兵进行合理化。同时也正如第一点所说，借用汉朝名号可以迅速帮助他吸纳汉民并借此招揽人才，而已匈奴人的名号起兵或许会得到匈奴人的拥护，可在当时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却得不到汉人的拥护。

所以基于《晋书》之中的一些史料，以上论断就是笔者认为刘渊以“汉”为国号并追尊刘禅的理由。抛开各种因素不谈，刘渊确实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刘渊的“宗汉立国”也确实为他招揽了人才，同时也由于刘渊对于汉文化的深刻理解故而对百姓多有善待之举，而这也是刘渊能够成功得到当时胡汉百姓拥护的一大原因。当然也由于刘渊的反叛开启了“五胡十六国”大乱的开始，所以刘渊饱受非议。不过在我看来刘渊的反叛是西晋自己种种“作死”行为而引起的，就算没有刘渊，难不成也会有王渊、张渊等人，可以说刘渊起兵是历史的必然事件。

“宗汉立国”对于的发展刘渊的“宗汉立国”在历史上可谓有重大意义，在刘渊之前还从来没有少数民族能够入住中原，也从来没有少数民族可以得到当时胡汉百姓的拥护，可以说刘渊的“宗汉立国”方针对“五胡十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对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祖现象有启发意义，促进了民族发展以及融合在刘渊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少数民族能够入主中原，更由于当时胡汉之间的矛盾尖锐，所以他没有采纳当时刘宣等人的意见，反而提出了“兄亡弟绍”的主张，更主要的是刘渊自此以后不再祭拜匈奴的冒顿单于以及呼韩邪单于，反而以汉高祖刘邦等人为自己的祖先。可以说刘渊的举动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可谓是惊世骇俗，就算是现在的角度来说请恕我也有点不能理解。不过这个举动对于东晋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都有种显著的影响，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中原得以立足并得到士人百姓的拥护，他们则必然要和中原政权扯上点关系，而刘渊的“宗汉立国”的是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拉近和汉民之间关系的最常见的做法，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当时的矛盾。比如赫连勃勃称自己为大禹的后裔，并以此定国号为“夏”；鲜卑人建立的“五燕”则称自己先祖为“有熊氏苗裔”等等诸如此类事情。刘渊的“宗汉立国”的举动对于当时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的“认祖”举动无疑是拉近了和汉民之间的关系，从这点上来说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也为他们能够得以在中原王朝立足提供了便利。当然，他们的祖先是不是真的如他们所说只有天知道，毕竟年代久远，除非有“时光机”去追根溯源，否则谁也不知道。

打破了汉朝正统思想上的桎梏，对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基础，也为“德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刘渊以前还没有少数民族能够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西晋在当时并不得人心，可是他毕竟是属于汉民族正统王朝，所以这种局面之下刘渊首先要打破人们思想上的桎梏，承认自己的正统地位。故而刘渊则已“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的事实为依据提出了“夫帝王岂有常栽”的主张，并以此依据扯出了夷夏无别，人皆可成为帝王的主张（本质上如同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这就为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基础，也打破了人们当时在思想上普遍以汉民族为正统王朝的桎梏；同时刘渊以正统王朝的世袭不在于民族属性或者血统而在于继承者是否能够推行“德政”对于在当时也得到了胡汉各族的普遍拥护。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在战火连年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偶尔也出现过了“刑法政明”的局面，正是因为有少部分帝王能够恪守刘渊提出的“德政”，在位期间与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比如后来的前秦符坚在我看来就是刘渊提出的“德政”思想的坚定拥护者。

结语当然，刘渊的确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之中少有的“明君”，不过也不可否认的是也是他的出现让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局势愈发的紊乱。他的主张让少数民族得以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是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够恪守刘渊的思想主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的确是动乱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