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崔颢的诗以后, 李白为何“眼前有景道不得”, 不敢写黄鹤楼了
唐代诗人崔颢有一首写黄鹤楼的名篇，堪称咏黄鹤楼的绝唱，诗云：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宋朝的严羽曾这样评价：“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据《唐才子传》说，李白见了此诗曾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并为之搁笔。
李白是天才诗人，其创作水平与技巧皆高于崔颢，但他不敢写黄鹤楼，因为在这个题材上，崔颢达到“天生”，即自然天成的高度，为李白所不及。
可见，写作技巧再高也不及自然天成重要，写作技巧是自然天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自然天成需要许多条件。
自然天成既需诗人的天才条件，也需诗人的后天努力，尤其是审美体验的能力的培养锻炼。
崔颢能写出《黄鹤楼》好诗，是他对黄鹤楼此景有深刻独到的审美体验，“此皆一时亲眼熟睹现前妙景，更不自意早从舌尖指尖忽然平流出来，所谓一片光明，略无痕迹。”（《鱼庭闻贯·与张晦于伦》）
而李白未及崔颢之处，在于面对此景“熟睹”，即长期观察不够，所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甘拜下风。
当然，还有一些“吃不到葡萄”的人指手画脚挑出《黄鹤楼》的“酸”来：
这首诗虽然被称为七律，但是并不符合七律诗的格律。
特别是前四句，“黄鹤”一词重复三次，“去”字“空”字连用两次。字的重复出现，犯了格律诗的大忌。
至于第三、第四两句，也不符合律诗所规定的对偶句。
第四句尾句的“空悠悠”，连用三个平字，又“犯三平”之忌。
这些，都有悖于七律这一特定题材的规定。
其实，《黄鹤楼》“直以古歌行入律”，既不是崔颢疏忽忘了格律规则，也不是他有意违反近体声韵，而是当时并没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样死板的格套，也没有下字避重复、结构讲起承转合之类僵硬的规矩，更没有私塾先生在那里预定标准答案让人照猫画虎。
七律的形式，只不过来自诗人比较一致的审美习惯和语言形式，出自歌行的七律自然常常参用歌行的句式，而这种新旧杂糅的语言形式，恰恰没有后来定型七律的呆板僵滞或圆熟俗滥，所以，当时沈佺期、崔颢、李白等人的所谓“七律”，反而显出一种刚健奇崛而又流动灵活的韵味。
也许崔颢当时登楼赋诗，只是信口而吟，信笔而书，根本没有粉本规矩的拘束，恰如《说诗晬语》所说，“意在象先，纵笔所到，遂擅古今之奇”，因此写来如“大斧劈皴”，于是自然免不了“体例不纯”，显出七言歌行的底色纹路来。
另外，李白并没有真搁笔，据说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他用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来证明自己七律的功力：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从格律上来说，李白的诗比崔颢诗工整得多。但是在立意上，李白仍输给崔颢一头。
“长安不见使人愁”，是在思念君王；
“总为浮云能蔽日”，是在担心君王被蒙蔽，自己不受重视。
这是一个政治主题。
但是这个政治主题和“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构成了矛盾。
因为后者实际上在暗示，政治上的成功和高贵的地位其实都是过眼云烟，没有意义。
既然没有意义，又何必担心君王被蒙蔽，哀叹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机会？
所以，李白这首诗考虑得不够周密，存在着内部的冲突。
而在崔颢的诗中，“日暮乡关何处是”里的“乡关”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生命意义上的故乡，也就是人生的归宿问题。
他登上黄鹤楼想到仙人乘鹤而一去不返，他看到眼前晴川历历、芳草萋萋的一派生机，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我能住多久，所以发出“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慨叹！
这样来看，开头的四句才有了着落，这三个“黄鹤”、两个“空”就不是无缘无故了。?
这三个“黄鹤”、两个“空”像三记警钟，一下一下地敲在李白的心坎上，那么自然，那么隐蔽，却又那么沉重，难怪“诗仙”李白要甘拜下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