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胡子”嘲笑青年毛泽东的“梁启超体”，毛发奋研读韩愈文
韩愈是唐代的散文大家，“文起八代之衰”，文学上反对六朝骈体，倡导古文运动。所作散文气势雄浑，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是深刻影响了古代文学史的大文豪。
毛泽东自走出韶山后，有半个多世纪读韩愈文、说韩愈文、评韩愈文。他的文体深受韩愈文影响。
青年毛泽东下功夫研读韩愈文章，是受到一位清末举人的点化，此人名袁吉六，又名袁仲谦。
清同治七年（1868年），袁吉六生于湖南保靖县葫芦镇袁家坪。家境贫寒，3岁丧母，靠父亲袁家绩串乡跑寨卖豆腐维生。清光绪九年(1883年)，15岁的袁吉六应试中秀才。他去永顺府应试时，因为家里一贫如洗，无钱粮可带，只得带些锅巴和包谷粉做干粮，后来乡人称他是“锅巴秀才”。
通过14年勤奋自学，袁吉六考中举人，先后在保靖、古丈、永绥、乾城办学执教。
1913年春，袁吉六被调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同年春，20岁的毛泽东考入该校，编入袁吉六所教的预科一班。
1914年，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第一师范，袁吉六又是毛泽东所在的本科一部第八班的国文教员。直到1918年毛泽东毕业，袁吉六教毛泽东国文达5年半之久。
袁吉六对毛泽东特别器重，但当他发现毛泽东模仿的是梁启超的文风，操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文章笔法，过于铺张排比；好纵论中外古今，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因此，他要求毛泽东改变文风，摒弃梁启超体，下决心钻研韩愈文章。
袁吉六
毛泽东虚心听取了老师的建议，特地从旧书坊买回一部《韩昌黎全集》二十卷本，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韩昌黎全集》作校补。他每天用上一两个小时，精心钻研，用了一年多的课余时间诵读韩愈文。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不无风趣地说：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要我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我只得改变文风。”
毛泽东一师时的挚友周士钊，多年后回忆毛泽东刻苦研读韩愈文章的情景说：
“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他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得更熟。通过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背得烂熟。”
几十年后的1950年夏天，毛主席在北京会见来自湖南的老同学还说，仍然能背诵好多篇韩昌黎的文章。
毛主席的文体深受韩愈文风影响，因此他经常谈起韩愈和他的文章。
1940年秋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归路上与护送的安平生等人说：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在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1942年2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其中又引用了韩愈《进学解》里的文句开导大家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
1949年以后，毛主席多次谈论和引用韩愈诗文，评论韩愈。
1956年12月，毛主席在与民建和工商联等负责人谈话中说：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韩愈很会写文章，他写的文章有一篇《送穷文》，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时，就以韩愈做诗不留余地为例说：
“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诗都是讲完的，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
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在写给陈毅的信里又谈了韩愈的诗：
“韩愈以文为体；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
虽然毛主席重视韩愈的诗文，韩愈的文论自古也被奉为圭臬，但毛主席却从不人云亦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一次他读《古文辞类纂》中韩愈的《与崔群书》时，对文中“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的观点，颇有异义，在旁挥笔批道：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与哲学家谈话时说：
“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
后来，毛泽东与《中国文学发展史》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时，几次评论了韩愈文和韩愈其人，认为韩愈的文章还是写得好的。他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的。又说：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毛主席指出：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批评了状元和那些擅长书画诗词的皇帝们，而说“韩愈是二等进士。”他把韩愈划入“卑贱”一方，给以肯定。
1976年2月12日，在复刘大杰信，毛主席再次表示了自己看法：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晚年毛主席虽然对韩愈的诗文评价不高，但没有忘记当年指点自己研读韩愈文章的国文老师袁吉六。
袁吉六先生于1932年农历四月初二日卒于湖南省隆回县戴家凼。在袁吉六谢世20年后的1952年，毛主席亲笔为老师题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一次，毛泽东与周世钊交谈时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1965年，毛主席在中南海邀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人作客，以湖南家乡菜招待大家。席间回忆起在湖南一师的读书生活，言及袁吉六先生学识时，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主席微笑而谦虚地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