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致远文学作品中的隐逸思想及其文化意蕴

摘要：元曲代表作家马致远的文学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其中包括儒家的明哲保身、道家的否定弃世、以及修身养性的全真教，而这些隐逸思想的出现与特殊的时代背景、个人生活经历以及隐逸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与陶渊明和同时代的冯子振相比，他的隐逸思想别具一格，因而其文学创作也极具代表性，蕴含着深层文化意蕴。

关键词：马致远 文学作品 隐逸思想

引言

法国哲学家丹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系统地提出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对于进一步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其中环境又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家庭环境则隶属于人文地理环境，对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马致远是元代杰出的散曲作家，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受到家庭教育的原因，马致远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自幼饱读诗书，醉心于追求功名利禄，向太子孛儿只斤·真金献诗后，如愿谋得一官半职。

只可惜，当了二十年官，马致远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不仅如此，后来马致远仕途遭挫，壮志未酬，晚年心灰意冷之下，只得隐居于杭州。而马致远在仕途失意时期所作的散曲和杂剧作品中，体现出了对元朝统治者的极度失望，以及十分强烈的隐逸倾向。

在马致远的散曲和杂剧中时时流露着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而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明哲保身、道家否定弃世以及全真教修身养性的思想，这些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马致远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隐逸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而自称“东篱”的马致远并没有陶渊明的那种完全忘却尘世纷扰的洒脱，“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也只是功名无望后的自我慰藉，他的内心依旧是渴望出将入相。同样，他也没有像同时代相差不到几岁的冯子振那般真正意义上的归隐，反而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挣扎，一生不得安宁。

一、 隐逸思想在马致远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致远散曲现存小令115首，套数22套，残套4套，大都抒写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之情和隐居山林的田园之乐。而其创作的杂剧共十五种，现存七种，亦多描写不满社会现状、厌恶功名利禄、向往隐逸生活。与此同时，马致远在仕途失意和隐居后所写的散曲和杂剧中的许多篇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隐逸生活，其中传达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了作者既向往隐逸又怀才不遇的苦闷和矛盾心情。

（一）儒家隐逸思想

马致远从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立志报效国家，渴望建功立业。可不幸的是，马致远命途多舛，一生仕途不顺，其一腔热血和才华无处施展，因而归隐之心愈加强烈。到了晚年，落寞隐居于杭州，“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可以说是其晚年隐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到传统儒家隐逸思想的影子。

孔子”隐居以求其志“的思想，是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选择，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因而孔子的隐逸思想更容易被接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后世文人所提倡，成为他们入仕的一大手段。因此，马致远也继承了孔子明哲保身的隐逸思想，并在自己的散曲和杂剧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组曲《四块玉·恬退》第四曲“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最直接、充分的表达了作者厌恶当朝统治可又无可奈何，只能归隐山林、饮酒作乐，直接、充分的体现了自己对归隐生活的赞美。再如“林泉隐居谁到此？有客清风至。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争什么半张名利纸！”（【双调】清江引·野兴）更是直接表露出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

而在他的杂剧中，也加入了为了躲避祸患、归隐山林的思想。不论是神仙道化剧还是隐居乐道剧，最后归隐者的结局大都是归隐山林，被度脱者走向了神仙方外世界。如《西华山陈抟高卧》中的陈抟拒绝为官，坚持归隐山林，而陈抟的所作所为，正是马致远对官场黑暗、仕途险恶的清晰认识，以及对归隐生活的无限向往。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在看清黑暗、丑陋的社会现实后，才走向神仙方外世界的。如《邯郸道省悟皇粮梦》中的吕洞宾、《马丹阳三度任风子》中的任风子、《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柳树精和梅花精都是被度脱后去往了方外世界。

可对于马致远而言，他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因而出仕是他的自觉追求，可现实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其为官二十年，依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才华和抱负无法施展，只能借散曲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哀痛之情。

例如“担头担明月，斧磨石苔且做樵夫隐去来。柴，买臣安在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金字经·樵隐》，此散曲前三句着重描写其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可一想到自己功名未就，只能埋没在深山老林，顿时萌发了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而“登楼意，恨无上天梯”更是抒发了马致远壮志难酬的悲痛之情。

由此可见，马致远一方面故作旷达，一心追求安逸的隐逸生活，另一方面又被现实的功名利禄所羁绊，内心一直无法割舍仕途，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入仕之间，而这种仕与隐矛盾思想的交织，也决定了马致远悲剧的一生，“困煞中原一布衣”是其真实的内心写照，何其悲哉？

（二）道家隐逸思想

与儒家的积极入仕思想不同，道家否定弃世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追求清净无为的精神世界，更注重个人的人生价值。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元代的全真教，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强调修身养性，为元代一大批文人提供了文学避难所，也对马致远的文学创作产生的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马致远在散曲中通过对历史人物丰功伟绩的否定，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充分肯定了及时行乐的重要性，大都抒发厌世、弃世之情，追求安静的田园生活。如（【双调】庆东原·叹世）中通过描写楚霸王兴衰成败的一生，发出了人生无常的感慨，一代英雄却落得个穷途末路，还不如追求田园生活，及时行乐，忘却人间惆怅事，何其快哉？

在整个封建王朝而言，元代文人的命运最为坎坷，大都“九儒十丐”，可见当时元代文人的地位相当低下，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天之骄子，极大的地位落差让元代文人愤愤不平，尤其是入仕无门，更让文人知识分子倍感哀怨。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折射出当时元代社会的黑暗，为文人鸣不平，排出自己心中的愤懑之情，抒发了淡泊名利、万事转头空以及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而马致远通过对文人命运问题的关注，表露出了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如在杂剧《半夜雷轰荐福碑》中，就将文人仕途受阻、壮志难酬的辛酸呈现的淋漓尽致，马致远亦是众多文人中的一份子吗，他也无法逃脱悲戚的命运。

除此之外，马致远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还表现在感叹人生的短暂，倡导人们需及时行乐，追求人生的个人自由，如“红日如奔过隙驹，白头渐满杨花雪，一日一个渭城客舍。”（【双调】拨不断”，以及“百岁能欢几时价，可惜韶华过了他。”（【双调】新水令）皆是如此。

元朝统治者诸多的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而马致远在杂剧中所塑造的黑暗的现实社会和神仙方外世界，实际上就是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和反抗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例如在《汉宫秋》中，马致远便写出了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王昭君无奈远嫁匈奴的悲剧故事。《汉宫秋》的创作是基于元朝这一特殊朝代，众所周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文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当时汉人处于社会底层。同时随着蒙元统治者南下，大多汉族女子沦为奴隶，引起了马致远的深思，便赋予了王昭君出塞故事新的意义，用笔杆子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这正是马致远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神仙方外世界是相对于元朝的黑暗现实社会来说的，因此神仙道化剧中凡是有仙缘的都被度脱去了神仙方外世界。如《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中的被度脱人大都走向了虚幻世界，是对现实失望不已的作者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与隐乐道剧《陈抟高卧》中的山林生活相比，可谓是一个逍遥自在的仙外世界，马致远通过梦境的描述表现了“人生如梦”的思想，与其苦苦追求功名利禄，还不如归隐田园，过着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生活，同时，也展现了元代文人的极度苦闷之情。

马致远本为儒生，长期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熏染，使得其具有“济世救民”的思想，而后期受全真教的影响，又使其具有了浓烈的归隐思想。虽然儒道隐逸思想在马致远的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方式不同，但无一例外都体现了马致远的壮志未酬以及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二、马致远文学作品中隐逸思想出现的原因

在马致远文学作品中之所以有大部分皆来抨击现实的黑暗，明确表达自己的归隐倾向，一是元代特殊的时代特征和政治氛围造成的，二是和他独特的个人经历有关包括性格、所受的教育等等，三是和整个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来说，马致远是整个不得志的元代文人的一个缩影。

（一）时代背景

元代社会混乱，政治腐败，科举制度几度被废止，对于传统文人来说，“修身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寒窗苦读的儒生梦寐以求的入仕之路。而蒙元社会对儒生的高压打击政策，使得元代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平民都不如，他们空有一腔热血和才华，却迟迟得不到施展，巨大的地位落差促使文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懑。

于是，面对人生无常，仕途不顺的境遇，他们便发出了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感慨，形成了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进而追求安然自得的隐逸生活。而正如马致远一样，他们虽然归隐山林，却自始至终都放不下仕途，所以在散曲和杂剧中竭力讽刺元代统治者的残酷和现实的黑暗。因此，仕与隐的矛盾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造成的。

元代现实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污浊，致使马致远为官二十年，迟迟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郁郁不得志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只能借散曲抒发自己的愤愤不平走气，如“穷，男儿未济中，风波梦，一场幻化中”《金字经·絮飞飘白雪》，“柴，买臣安在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金字经·樵隐》，连朱买臣都得到了重用，自己还在深山老林砍柴度日，则是直白的表露了马致远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悲痛之情。

（二）个人经历

马致远出生于一个家境优渥且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因家庭教育的原因，马致远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年轻时热衷于功名利禄，曾经向太子孛儿只斤·真斤献诗做了官，因而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着积极向上的基调，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成就丰功伟业的渴望。

不幸的是，至元二十二年，太子孛儿只斤·真金去世，马致远被调离京城任江浙行省务官，当了一个小小的地方文职小官。仕途受挫的马致远，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以道家的消极避世为主，作品主要以揭露现实的黑暗和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为主。而在晚年隐居杭州后，他的作品中更是出现了大量描写安逸的隐居生活的内容。

马致远为官二十年，却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他极力的描绘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可他仍然割舍不下对仕途的热爱，显示出既向往隐逸又怀才不遇的苦闷、矛盾心情。如“夜来西风里，丸天凋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金字金·夜来西风里》则是强烈的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

正如在著名的《天净沙·秋思》中所描绘的“古道西风瘦马”图景，“西风”这一意象自古以来本就有身世悲凉之意，而“瘦马”则更添悲剧意味，足以见得作者身世的悲凉，末句更是直接点明了作者仕途受挫、一腔热血皆被西风吹散的无限悲慨和愤懑。

（三）隐逸文化传统的继承

中国的隐逸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混战之中，儒道思想中的隐逸文化初见端倪，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各自特色的隐逸文化。儒家以孔子为首，形成了“隐居以求其志”的隐逸文化，主要包括避世远祸、明哲保身，在孔子看来归隐只是由于国家无道或自己的才能抱负得不到施展时的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

孔子的这种隐居以求其道“的归隐方式受到了后世不得志文人的青睐，历来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主流选择。而道家“否定弃世”的思想，却为失落文人给予了一座避难所，促使文人观照内心的自我，从而关注自我的生命意识。

到了元代，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儒化和世俗化结合的全真教应运而生。蒙元统治下的汉族文人，想要通过科举做官的道路已经被阻断，只能转而寻求自我的生命意识。因此，文人在全真教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用避世隐逸来获取精神的解脱。再加上而全真教浓厚的世俗化气息的观念被元代文人普遍接受，形成了元代特有的隐逸文化。

虽然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表现的是道家的否定弃世的隐逸思想，隐居乐道剧表现的是儒家的避世远祸的隐逸思想，但他们远离现实社会，追求隐居的世外桃源生活，主要的目的还是避世远祸，寻求自我生命意识的安宁。因此，马致远文学作品中的隐逸思想是对传统隐逸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有元一代隐逸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有元一代怀才不遇文人的真实写照。

三、马致远隐逸思想与陶渊明、冯子振的比较

马致远晚年隐居于杭州乡村，自号“东篱”，表明自己效法东晋陶渊明，追寻其“采菊东篱下”的隐逸之趣，尝自称“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林园趣”，但其内心从未忘却对世俗功名利禄的追求。

马致远在元代特殊的时代氛围中极力彰显道家隐逸文化精神，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元代文人特有的“后陶渊明情结”。只不过，与同时代的文人冯子振相比，他的隐逸显得颇为无奈，一直在仕与隐之间苦苦徘徊、挣扎，始终跳不出入仕与归隐的怪圈。

（一）与陶渊明比较

马致远写了大量的退隐曲，极力表明自己的“后陶渊明情结”，以“退隐”为题的散曲就有多首，皆高声吟咏自己隐居后闲适恬静的生活。如“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双调】调拔不断·归隐》）就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归隐之心，而在《恬退》中，马致远则反复吟唱“归于来”：“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

乍一看，马致远的隐逸生活的确有着陶渊明式的闲适，种田、饮酒、赏菊、赋诗、游山玩水，但仔细推敲一番，只觉马致远隐居的背后实则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极端苦闷和绝望。从他的十七首“叹世”散曲就可以看出他报国无门的苦闷，如在《【双调】庆东原·叹世》反复呼喊“不如醉还醒，醒还醉”，看似豁达实则表达了自己的无可奈何，所以并非是一个真正内心平静旷达的隐居文人，因而他的归隐和陶渊明的归隐从根本上来说是有着根本的不同。

虽然陶渊明辞官归隐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但主要还是自我内心的觉醒，因而陶渊明的隐逸既不冷漠避世，也不怨气重重，是真正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精神的独立。他的山水田园诗读来让人只觉淡泊冲和，没有一丝的矫揉造作，真正的放下了尘世喧嚣，回归了自我心境的平和。

反观马致远，尽管他在辞官归隐后写了大量闲适题材的作品，但他的愤懑之情却时有出现，旷达之中有一种“玩世”的虚无感。由此可见，他的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极力强调隐居的快乐恰恰说明他不甘于隐居，不甘于做一个无所作为的隐士，如“林泉隐居谁到此，有客清风至，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争什么半张名利纸”（《【双调】清江引·野兴》），此曲虽然表现出不慕名利、消极厌世，安然自得，实则只是在发牢骚中寻得自我安慰。

总的来说，马致远的文学作品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折射出元代特殊的时代文化。

尽管他的归隐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且一直不甘于此，但他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对于后世文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清初文人的散曲中也继承了马致远散曲中的避世隐逸思想，在散曲在中注入避世隐逸的思想成为他们排解自我情绪、寻找精神寄托的最佳方式，清初文人以“避世远祸”为主题的散曲，以“悲怆”的基调抒发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山水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

（二）与冯子振比较

马致远虽然想要尽情享受山林，却时时刻刻都被世事所纠缠，虽然竭力想做一位旷达的隐士，却做不到真正的归隐，一直在仕与隐的矛盾中苦苦挣扎。而他的一些恬退叹世的作品更是直接表露出虽然身居田园，却渴望功成名就的矛盾心态，如“空岩外，老了栋梁材”《南吕·金字经》，“登楼意，恨无上天梯”《金字金·夜来西风里》，足以见得这位失意文人是多么地渴望功名仕宦，他隐居的背后是多么愤懑与辛酸，这是马致远个人的悲哀，亦是元朝那个时代的悲哀。

与马致远相比，同时代冯子振可以说是“后陶渊明情结”的真正践行者。冯子振，元曲名家，湖南攸县人，自幼勤奋好学，只可惜直到47岁那年才中了进士，可谓是“大器晚成”，所幸的是，元朝廷非常重视他的才学，他先是成为了集贤院学士、侍制，后先后继任承事郎、连任保宁、彰德节度使，可以说他的仕宦生涯相较于马致远来说是比较顺遂的。

直到元世祖驾崩后，冯子振才被迫离职南下，开始了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和马致远一样，冯子振也经历了官场的失意，但他并没有像马致远等一些文人一样深陷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而是正视自己的地位，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在他的恬退叹世之作中的隐士大都是身体和心灵皆归于山林的，真正的做到了隐居。

正因如此，冯子振的叹世隐逸之曲与马致远的截然不同，以他的小令【正宫·鹦鹉曲】为代表：

孤村三两人家住，终日对野叟。说今朝绿水平桥，昨日溪南新雨。（幺）碧天边岩穴云归，白鹭一行飞去。便芒鞋竹杖行春，问底是青帘舞处？《野渡新晴》

沙鸥滩鹭依住，镇日坐钓叟纶父。趁斜阳晒网收竿，又是南风催雨。（幺）绿杨堤忘系孤桩，白浪打将船去。想明朝月落潮平，在掩映芦花浅处。《渔父》

由以上两首小令可以看得出来，冯子振的叹世隐逸之曲大都极力描绘田园风光的和谐优美，为的就是衬托元代官场的黑暗与险恶，而这正是他经历黑暗官场后的切实感受，亦是对现实仕宦生活的否定。当然，马致远和冯子振的散曲与小令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气质有关。

冯子振虽然和马致远一样都经历了从热衷功名到隐退的人生经历，但两人的人生经历实质上还是有所区别，冯子振要比马致远幸运的多，他毕竟曾经在官场上顺风顺水，受到元世祖的赏识不说，还多次为大长公主作题画诗，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或许是冯子振所追求的他都拥有过，所以他在离职后并没有像其他散曲作家一样沉浸于失意中无法自拔，反而是能够真正潜心于诗文、书法创作。尽管他的散曲并不像同时代的马致远等大家相媲美，但也代表了一批像他一般境遇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再反观马致远，他一直热衷于功名并持之以恒的努力着，却迟迟不得志，最后归隐也是无奈之举，所以即使是远离官场仍然心存牵挂，兼济天下的意识让他一直在仕与隐之间挣扎，郁郁不得志之心挥之不去。

而冯子振作为元朝特有的幸运者，他在看清官场的污浊后毅然隐退，早就抛却了俗世的羁绊过上了轻松自在的隐逸生活。他们同一题材的散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意趣，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元代多元的社会文化。

结语

马致远尽管在作品中多次把陶渊明当作自己的所追求的隐逸生活的模范，但他始终都没有从尘世的纷扰中完全脱离出来。他有着济世之志，将自己比作“九天雕鹗飞”和“朱买臣似的”栋梁材”，可当了二十年官，仍然只是一个江浙行省务官，而“半生逢场作戏，险些误了终焉计”，“世事饱谙多，二十年漂泊生涯”等曲句中可见，他的为官生涯也不得意。

虽然马致远无奈隐退，又在仕与隐的矛盾挣扎中痛哭不已，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内心博弈，才使得其写下了许多艺术性极高的叹世隐逸曲，因而成就了其“曲状元”的地位。

马致远文学作品中既有儒家避世远祸、明哲保身以及济世救民的的隐逸思想，也有道家否定弃世的隐逸思想。而马致远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极尽彰显道家的隐逸文化精神，竭力表明归隐生活的恬静、安逸，实则是为了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之情。

总体来说，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文学创作颇具代表性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的苦闷，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他在逍遥山林中抒发理想，尽管他的归隐更多地是出于无奈，但他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抗争精神对后世文人的艺术人生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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