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郭子兴死后，便成为“一哥”？实则远没这么简单
《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早年投身于郭子兴军中，受命长九夫，因战争中骁勇善战，受到器重而被郭子兴视作心腹，以马氏许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接管了军队，成为统帅，开始了“开挂”模式。
史官美化君主，掩盖一些其过往的不堪，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面对明太祖这么一位。但经过这么一“文饰”，却有弄巧成拙之嫌，变相地贬低了朱元璋的个人才能，实则朱元璋在大明王朝草创期间面临的状况更为艰难，更为复杂，这一切的源头得从朱元璋的地位说起。
据《滁阳王庙碑》记载，劝说郭子兴将马氏许配给朱元璋的是起二夫人张氏。若郭、朱两人关系真如《明实录》所说的那样，首先郭子兴应当主动将马氏许配于朱元璋，而不是被动地由二夫人提出；其次先不论嫡庶，马氏虽为郭子兴至交之女，但并未发现其有改过姓氏的记载，即为养女，养女与亲生的还是区别很大的；再者二夫人是有女儿的，即后来朱元璋的郭惠妃，其生卒年不详，成婚很可能是在朱元璋成为“话事人”后。
在马氏嫁给朱元璋后，翁婿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朱元璋屡次受到郭子兴猜疑，其中比较熟知的一个例子是，郭子兴听信谗言，将朱元璋下狱，心系夫君的马氏背着郭家人送去烧饼，却遇见养母，情急之下只得将刚出炉的烧饼藏在胸前。
即便1355年，朱元璋攻陷和州，旋而被任命为镇守总兵，但《明实录》却描写了这么一段：
诸将皆先入，上独后至，时坐席尚右，诸将悉就坐，唯虚左末一席,上即就坐不为异.......
哪怕是驸马，哪怕有军功，还是和州的一城之主，却遭遇无视，为郭子兴部下所看轻，最后就座不算，还就座与左边的末席（元朝尚右，以右为尊），卑微地那么自然，凡此种种只能说明朱元璋与郭子兴并没有那么密切，在军中地位不高。
郭子兴的这支义军是“合伙制”的，有几大“股东”，郭子兴死后，这支义军群龙无首，地位仅次于郭子兴的孙德涯便动起心思，企图兼并郭子兴所部，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与之相争。
败下阵来后，即所谓的“王子不能驭诸豪英兵”，郭天叙请出朱元璋，从而为朱元璋名正言顺接管郭子兴这支军队铺平道路，而后接受龙凤政权册封，官职却在郭天叙、张天祐之下，朱元璋愤而不受。
只能说史官给朱元璋脸上贴金了。“虎父无犬子”，从亲自率军攻打集庆而战死来看，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也不是脓包；攻打和州时，张天祐被郭子兴任命为总指挥，加之“小舅子”身份，还是“亲”的，表明了其地位至少不会比朱元璋低，如此朱元璋是不太可能越过此二人接管义军的，更谈不上作为代表接受龙凤政权册封，实则代表册封的是郭子兴“小舅子”张天祐。
这个不难理解，郭子兴死后，孙德涯动起了兼并的心思，朱元璋自然站在“自家人”一边，为郭子兴阵营再立新功，避免了义军的分崩离析，使得朱元璋地位上升，这个可以从义军渡江后设立的元帅府官署看出。当时因太平路是江南重镇，故在此设立元帅府为郭、张、朱三人的官署，位次依次是都元帅、右副元帅、左副元帅，可见龙凤政权的册封恰恰反映了当时义军内部的地位。
正如上述所说，朱元璋与郭子兴关系并不密切，甚至不睦，朱元璋连带遭到郭部属的无视。在外部压力袭来之时，两方选择“抱团”应对，双方的根本矛盾却没有消除。这不，自打渡江以后，玩心眼，两甥舅不是对手，只得另觅他处，于是溧阳成为了郭家军的新根据地。
玩心眼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实力剧增，但这种剧增不是好事，是有隐患的，尤其是陈埜先的归附，归附并非其本意，不过是兵败为保性命的权宜之计，为彰显投诚之意，陈埜先用“曲笔”写了一封“降书”，明为劝降，实则唤起部下的哀兵苦斗；显然陈埜先高估了其部下的文化水平，纷纷来投。
一下子扩充了几万人马，幸福来得太快，太容易，朱元璋心中并不踏实，为此借进攻集庆之机，试探陈埜先：北路由徐达领衔，南路则调来了张天祐，由其率陈埜先的降军。
这招可谓是一石二鸟，让竞争对手充当试金石。当然了，朱元璋也是有节操的，上了“保险”，将陈埜先及其妻扣下当人质。后续的战局证明了朱元璋担忧是对的，陈埜先的事先嘱咐部下，令到张天祐大败，差点丢了性命。
接着继续进攻集庆时，朱元璋特地留意了陈埜先的动向。果不其然，陈埜先再次嘱咐部下出工不出力，待脱离朱元璋控制后，再与元军共谋大业；后又与集庆城元军守将福寿联络，表示“愿擒贼首以自效”。对于陈埜先，朱元璋心中已有数，真是食之烫嘴，弃之又将成为敌人，唯独不能杀之，这是为何呢？
当时起义军基本通过聚众以及招降纳叛起家，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快速扩充军力的同时，这样“合伙制”组成的义军内部又分为独立性较强的若干势力，每股势力都将对军视作立足的本钱，近似私兵。
若朱元璋排除异己，杀了陈埜先，势必造成义军内部其他势力的连锁反应，使得人心离散，义军分崩离析，陈友谅杀徐寿辉、赵普胜，结果明玉珍独立，多名将领“反水”，便是前车之鉴。
怎么处理陈埜先这枚“烫手山芋”，朱元璋颇为头疼，曾向陈埜先摊牌，是走是留悉听尊便；而陈埜先尚未脱离控制，担心当中有诈，假意喝下血酒，发毒誓，效忠朱元璋。话到这个份上了，朱元璋是骑虎难下，只得放归陈埜先。
海阔凭鱼跃，返回所部驻地（板桥）的陈埜先迫不及待投靠元朝，并与元将左答纳识里密谋，谎称生擒左答纳识里作为诱饵，请朱元璋前来受降，以此作为“投名状”；早有提防之心的朱元璋回信说近日启程，实则压根就没上路。
朱元璋转念一想，既然一时无法除去陈埜先，何不利用其解决郭天叙、张天祐呢？于是，利用陈埜先急于为元朝主子立功的心态，朱元璋利用再次攻打集庆城之机，设下“借刀杀人”之计：
当时朱元璋驻太平，与陈埜先驻地板桥同在集庆城西南，而张天祐、郭天叙驻地溧阳在集庆城东南，两地相距近百里，朱元璋并未通报陈埜先的“劣迹斑斑”，张、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接受率先攻进集庆南门陈埜先之邀，呜呼在了“鸿门宴”之上。
若对于所谓私兵还不是很清晰的话，可举一例，
《明史刘基传》：龙兴守将胡美遣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皆下。
迫于形式，朱元璋答应了胡美的请求，保留其整建制军队，由此实力大增，迅速拿下江西诸郡，但也成为了很大的隐患，这些投诚的军队并不被朱元璋所掌控，而是仍然掌握在投诚将领手中。
自打渡江之后，义军分为三大系统，朱元璋嫡系、郭子兴旧部以及归附的巢湖水师，因朱元璋嫡系人数占多数，使得朱元璋虽是左副元帅，却成为了实际上的全军统帅。朱元璋的“借刀杀人”并没有导致郭子兴旧部群龙无首而遭兼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反而因为此次“借刀杀人”，使得两个阵营的隔阂越来越深。
一般认为，朱元璋接受谋士“高筑墙，缓称王”的建议，而依附于龙凤政权，奉韩林儿为共主，奉其为正朔，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的树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朱元璋渡江之后，进攻元朝控制区域，而龙凤政权又是元朝的死对头，朱元璋势必成为元朝的“眼中钉”，受到重点照顾；其次陈友谅、张士诚并不奉龙凤政权，没理由不攻击朱元璋，两个阵营便曾在扩张中曾数次发生激烈的斗争。
可见奉龙凤政权的作用不在外，恰恰在内，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朱元璋与郭子兴旧部的关系，缓和了矛盾。为何这么说？
元末群雄建立的政权基本参照元朝，龙凤政权亦不例外，元制中央有中书省、枢密院，地方上则设行中书省、行枢密院。郭天叙、张天祐死后，朱元璋名义上成为了龙凤政权册封的“一哥”，在集中内部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可以凭借册封号令非嫡系诸将。
这样一来，朱元璋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非嫡系势力安排在江南行枢密院，如郭子兴旧部邵荣、邵肆以及巢湖水师系的廖永安，与朱元璋同为行枢密院同佥，另设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专门编入嫡系精兵。
两个系统虽平行，但并不对等。从三品帐前亲军副都指挥使杨璟转至行枢密院仅任正五品的院判，可知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序列的官员要低于行枢密院。朱元璋这么做明面上貌似出于安抚的考虑，而置于亲军中的嫡系虽位卑，却得到充分发展，作用很大。
后续发展则看到此种情形：后任枢密院首脑的郭子兴旧部邵荣及其部下，虽任高官，却被束之高阁，职权大大受限，只能听从号令，像非嫡系任地方官，朱元璋往往要留其妻儿在京城居住，而作为朱元璋的嫡系纷纷外任地方主官，实力大增。如此朱元璋便掐住了郭子兴旧部的七寸，使得其发展严重受限，以至于郭子兴旧部与朱元璋军中一般将领并无二致，为以后建立大明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