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风雨飘摇,中国多灾多难。
道咸年间,鸦片战争打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可谓内忧外患,同时发难,大清王朝,摇摇欲坠。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不惜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出动了外国雇佣军常胜军、常捷军等等。太平天国也针锋相对,大量吸引外国人参加太平军,称这些参加革命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现代史籍中称之为“洋将”。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的外籍军人有数百人,忠王李秀成手下的洋人志愿军就有200人左右。这些人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来自非洲的战士就有五六十人之多。来自欧美、有姓有名、其事迹可考的共有 13人,其中英国5人,美国4人,法国2人,意大利1人,希腊1人。有6人在战斗中牺牲,这数字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英国人呤唎A.F.Lindley的夫人玛丽Helen Amy Butter。
伶俐写书纪录有忠王李秀成拉拢他们的谈话:“你们外国人难道没有看到?”他说:“咸丰诸妖知道你们和我们是同宗教、同家庭的,就阴谋拉拢你们,以便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误会和分离,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捏造谎言,假装友好。暂时让你们做很多买卖,来愚弄你们。”
伶俐这本书叫《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原名:《太平天国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The History of the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Adventures),1866年伦敦Day Sons出版公司出版。1915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孟宪承的节译本,名《太平天国外纪》。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全译本。
呤唎是忠王李秀全的踏实追随者,1872年9月14日,他和Helen Amy Butter结婚时,在结婚证书上仍然署名自己是:“前太平军上校”。1873年3月29日,呤唎在伦敦因为左心房破碎逝世,年33岁。在死亡登记上,他的职业是:“前太平军陆军上校”。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许多叙述和记载让人耸然动容。
比如,他写:“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人,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
针对满清统治区和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外貌差异,伶俐对比说:“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清廷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的中国最俊美的男人,伶俐认为莫过于英王陈玉成和忠二殿下李容发。
伶俐是这样赞美李容发的:这个15岁的少年,俊美优雅宛如处子,尚未变声而语音甜蜜。为人热情,富有英雄气概,一对真挚的大眼睛闪烁着光芒。
李容发原是湖北江夏孤儿。1853年1月,太平军克武昌后,年方7岁的他被李秀成收为养子。
李秀成时年不过29岁,收养儿子,主要是当时太平天国实施男女分行,军营枯燥寂寞,收养儿子既可以传宗接代,又可以增添些许家的感觉。
李容发不仅容貌俊秀,而且机警聪明、胆大心细,李秀成因此着意培养,将他时时带在身边,亲教骑马射箭,并授以行军战阵技术。
李容发触类旁通,心神意会,尽得养父真传,迅速成长为一员杰出战将。
1856年天京事变后,李秀成移军镇守安徽桐城,屡败清军,升地官正丞相、合天侯。次年春,再败湘军悍将鲍超、刘长佑部,北上六安、霍丘会合捻军,稳定了皖省战局。翼王石达开离京出走后,李秀成封副掌率(即副统帅)合天义,与陈玉成共同主持军政事务。在东征西讨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又善用谋略,多有建树,于1859年12月被封为忠王。
李秀成特将李容发调入军中,任命为前锋副将。
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容发指挥率领3000余少年太平军转战苏南无锡、苏州、常州、江阴等地,打了不少胜仗,受封为“忠二殿下”,赐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时年14岁。
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率几十万太平军驰骋苏浙主战场,全力撑持急转直下的战局。
一如关公身边的关平、岳王马后的岳云,“忠二殿下”李容发在父王的鞍前马后披坚执锐,东征西讨,攻城略地,建赫赫战功,称一时虎将。
《天国志》记李容发攻六合事,当真是少年英雄了得:“容发年幼而骁勇,善洋短枪,怒马驰突,所向无前,尝攻六合,为李兆受所围,麾下仅数十骑,仍大呼驰突,当者披靡,旋拔鹿角,溃围而出,敌不敢阻。貌绝俊美,平居,与人语,恂恂温文,无傲慢之色,从父转战江东,声名渐著,虽仇雠亦啧啧赞叹之。”
李容发多次率军出入围城天京,还在天京陷落前4个月在江阴华墅设伏重创了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常胜军”洋枪队。《天国志》称:“自戈登统常胜军,以船炮犀利,洋枪精新,鲜有败绩,而华墅一战,两团精卒三百,悉为容发所歼,戈登大惭怒,而苏南皆震。”
风景无限好,毕竟东流去。
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忠王李秀成在突围途中与大队人马失散,不幸于江宁方山下被被擒,惨遭曾国藩杀害。
忠二殿下李容发率余部700余人会合堵王黄文金、昭王黄文英、首王范汝增等太平军余部数千人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及其
他王子自湖州且战且行,撤往广德,其后艰难辗转于皖赣交界山区。
9月16日,李容发为掩护幼天王等人突围,并救护掉队的妻儿家属而被清军捕获。
关于李容发的下场,按清廷惯有的手法,就是凌迟处死。
但《天国志》却作如是记:“容发在赣,与众相失,为清江西布政使席保田麾下搜获。候补知县陈宝箴从保田在帐下,怜其年幼,惜其才具,私活之,携还义宁原籍,以婢妻之,光绪十七年辛卯,卒于家。”
其实,《天国志》这段叙述是来自于一份名为《忠王李秀成苗裔》的文章(张超尘记录,简又文跋,黄汉超收集),文中是这样说的:“忠王之子(偶忘其名)亦同时被获,年甫十余。曾公以托之陈右铭先生之父(为戊戌政变重要人物)嘱妥为保护,以存英雄后裔。陈氏时以道员佐曾幕,因送归其义宁原籍乡间。并命子三立教其读书,且为之娶妻,生一子名国卿,稍长即置家塾中读书。陈氏乡誉甚隆。外间无疑之者。忠王之子不幸早死。(年二十余在清光绪十七八年间)右铭先生于丁酉四年(光绪二十四年)巡抚湖南携国卿入湘。”
不难看出,《忠王李秀成苗裔》所说的“忠王之子(偶忘其名)”,并无确指,是《天国志》理所当然地指称为“容发在赣”;而《忠王李秀成苗裔》所说的“陈氏时以道员佐曾幕”也被改变成了“候补知县陈宝箴从保田在帐下”。
这么一改,问题来了。
既然李容发是在江西被擒,而彼时曾国藩在天京,则其幕下的陈宝箴就不可能遇到他,为此,《天国志》就故意安排陈宝箴出差到席宝田军中救李容发。但是,曾国藩为什么要安排陈宝箴出差到席宝田军拯救李秀成后裔呢?当时清廷猜忌正盛,曾国藩唯求全身远祸,战战兢兢,自剪羽翼,裁撤湘军,哪有胆子包庇乱臣贼子后裔?
而《天国志》又另记“甲子八月,徽州建口之败,清将刘明灯获俘一人,曰生擒忠王养子,槛送杭州,闽浙总督左宗棠戮之,奏上,后人不察,多以为容发,而此人实名李士贵,天国避西王讳,更贵为桂,忠王养子,或不止一人,而士贵恐非其实也。”看看,这个名为李士桂的忠王另一养子,到了左宗棠手中,左宗棠眉头皱都不皱,咔嚓,砍了。
到底是李士桂还是李士贵,幼天王在南昌府供词里说:“那忠王李秀成又两个儿子,一名李荣桂,并非亲生,不知下落;一不知名,现年四岁,系他亲生的,已在石城被获。”
幼天王说的“现年四岁,系他亲生的”叫李其祥,王定安所撰《求阙斋弟子记》(卷五)记:“李其祥,秀成之子,同治三年获于江西,以年幼,俟及岁时照例办理。”这个李其祥是李秀成的亲生子,只有4岁,在江西被清军搜获,经沈葆祯手处理,和清廷处理石达开之子石定忠的方式一样,因太年幼,先收监,等长大了,便凌迟处死。
实际上,简又文编撰的《太平天国全史》中,就把“陈宝箴收养李容发”记成了“陈宝箴收养李其祥”,还写得活灵活现:幼王时年十六岁于十月廿日(11,18)、干王于廿五日(11,23)皆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忠王次子李其祥年仅四岁,席宝田交其幕友陈宝箴带回家由陈夫人扶养成人,以近身侍婢嫁其为妻,仍住陈府,妻任管家,李其祥在外工作,又随陈宝箴赴湖南巡抚任,生有二子一女,仍姓李,陈教授幼时常同其女游玩。
陈宝箴、陈三立乃是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之祖父、父亲,简又文说李其祥“生有二子一女,仍姓李,陈教授幼时常同其女游玩”,这陈教授说的就是陈寅恪,但陈寅恪教授治史、述史,从没有对如此重大史事有一语语及,足知是无稽之谈也。
估计,少年英雄李容发的下场和另一个少年英雄英王陈玉成是一样的:惨遭千刀万剐的凌迟酷刑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