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之后—“睢阳少年”范纯仁，在宋朝的官场中跌宕起伏
范纯仁(公元1027—1101年)，字尧夫，北宋著名政Z家、文学家范仲淹之次子，是北宋中后期政坛上一位誊老重臣。
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一生遵奉儒学“内圣外王”这一崇高理想，勤政爱民，忠直敢言，公忠体国，宽厚仁恕，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试图抚平激烈的党争，在北宋中后期政Z舞台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青少年时代所受教育
范纯仁自幼聪颖警悟，五岁就知道读书，八岁和一群小孩儿玩，就能够讲解书中的内容。出身孤寒的范仲淹非常明白节俭的重要性，尤其反对铺张浪费。严谨简朴的家风塑造了范纯仁崇尚节俭、廉洁自守的品格，对其一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范纯仁从其父范仲淹身上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孝悌之义。在皇枯元年（公元1049年）朝廷任命范纯仁为常州武进知县时，范纯仁“以远亲不赴”，后改知许州长葛，他又谢绝赴任。
范纯仁悉心奉养父母，对兄弟也是充满爱心。长兄纯佑在早年患有心疾，纯仁待兄如父，一直亲自服侍兄长药膳，时时照顾他。
宋库荐举纯仁试馆职，下诏试学士院，纯仁以兄长纯佑疾病，婉言谢绝。北宋士人多以亲在不出仕为美德，范纯仁决不会因高官厚禄败坏良好的家风。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时刻陶冶范纯仁的心灵。
范仲淹惜守的“无怨恶于一人”的处事交友原则，对范纯仁的一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了范纯仁宽广的胸怀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宽厚仁恕不仅是影响范纯仁一生的重要品格，而且他也经常以此来劝诫子弟“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
范纯仁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做到位极人臣的宰相，除幼年时所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宋初三先生的教育以及与李靓的师友关系，也使其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胡媛（公元993一1059年），字翼之，海陵（今江苏泰州人）。
胡暖以教育家闻名于世，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明体达用”，在湖州州学创立经义和治事二斋，前者教经术，后者教习民政、军事、水利、算术等学科。
胡缓的学术中，《易》学研究最为突出，其解《易》时，常联系古今人事和时事进行串讲，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这种经世致用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大批人才，范纯仁、钱藻、钱公辅等尤称名臣。
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李靓）与李靓皆范仲淹门下贤士，他们与范仲淹过从甚密，“朝夕与其子弟讲论道德”。他们的学术思想对范纯仁兄弟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经世致用的立身之本，“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范纯仁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朝的主要政Z活动
宋仁宗、宋英宗在位期间，是北宋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张其凡先生认为，仁宗、英宗两朝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相互制衡，使政Z上呈现宽松局面，为“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而“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因此，进行改革、挽救危机成为朝野士大夫的共识。这一分析，应该说有其合理性。范纯仁为期五十余年的仕宦历程即从宋仁宗时期开始。
一、范纯仁在仁宗朝的主要政Z活动
宋朝自太祖立国，至宋仁宗即位，已经持续了60余年，从此步入中期阶段，在表面繁荣稳定的同时，诸多弊端开始浮现出来，这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所导致的结果。
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为防止分裂割据局面重演，一方面收夺地方兵权、财权和政权，采用“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方式，借以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又采取扩大科举和分割事权的手段，来扩充文官队伍，削弱武将势力，由此造成整个社会重文轻武风气渐盛，官僚机构过于臃肿。
综合以上两方面，使得“积贫”、“积弱”之国势不可避免。为了解决“三冗”带来的财政困难，一些有志之士相继提出改革主张，其中以范仲淹等主持的“庆历新政”为代表。
庆历新政使急于改变现状的宋仁宗看到了希望。对于范仲淹所倡导的以改革吏治为核心的十件事，除恢复府兵制以外，宋仁宗基本上接受下来，从庆历三年（公元1045年）十月开始陆续颁诏，实行全面改革。
但是由于新政集团中滕子京、欧阳修和石介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耸动京城新政中某些措施，遭到了陈执中等老臣的反对“君子党”激进的行为也引起了宋仁宗的警觉和反感。
仁宗皇帝愈来愈厌倦了朝臣间无休止的争吵，思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持重的老臣，庆历新政旋即以失败告终。
由于庆历年间广开言路，重用台谏，允许台谏风闻一言事，致使官员被弹勃成了朝廷常事，仁宗皇帝经常引以为憾。
尽管范纯仁已于庆历三年（公元1045年）以其父荫补为太常寺太祝，可是对胸环大志的范纯仁来说，要靠自己的真才一实学来出人头地。
经过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再加上精深的家学渊源和宋初三先生的教诲，此三道题对于“博通群书，为文无有长语，切于论事”的范纯仁来讲并非难事，一举考中进士，既显示了其过人的才华，又光耀了门庭，并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Z基础。
恪守孝道的范纯仁直到父亲去世才出仕为官，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的官阶任汝州襄城知县。范纯仁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民贵”思想，他认为说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应以老百姓的利害得失为依据。
看到襄城老百姓生活穷困，过得十分艰难，纯仁也对此颇为忧虑。他在任期间，以富民为己任，劝谕百姓植桑养蚕，发展经济。后来，老百姓逐渐生活逐渐有了改善，获益匪浅。范纯仁离任后，老百姓对其仍念念不忘。为了表达感恩戴德之情，他们就把所植桑树林以其官名称之为“著作林”。
范纯仁深知民间疾苦，非常重视百姓利益。知开封府贾黯十分赏识范纯仁的才干，于嘉枯七年（公元1062年）辟举他知开封府襄邑县。据百姓举报有卫士牧马时，践踏了民田，纯仁很是气愤，“捕一人杖之”。
当时牧地并不隶属于县，卫士主管把此事享告皇上，要求治范纯仁越职之罪。范纯仁毫无惧色，从容不迫言道“非不知卫士非悲邑小官所敢刑，然养兵出于二税，二税出于民田，卫士牧马而侵食民田，则二税将使何从而出哉身为县令，职在养民，若坐视不恤，安用县令哉”皇上释然，于是下诏从之，从范纯仁开始，牧地皆隶属县治。
儒家所倡导的“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尽己之意，把自己所担任的公职全心全意做好，范纯仁身体力行的践行着这一道德准则。
在崇文抑武之风日渐盛行之时，作为亲民官的范纯仁为了能让寻常百姓子弟入学接受教育，率领襄邑百姓更新校舍，改善办学条件，百姓乐此不疲又购置学田，挑选乡里贤德之士，教授境内百姓。
范纯仁在处理完政事之余，经常去学校巡视，并亲自劝谕百姓接受教育。范纯仁在地方供职十余年，和百姓的赞赏。
二、范纯仁在英宗朝的主要政Z活动
嘉裕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英宗赵曙即位。英宗赵曙乃真宗之弟商王赵之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并非仁宗亲子，本来与皇帝无缘，但幸运的是他却以宗子身份继承了大统。
英宗赵曙，一方面同他的继父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可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即位之初就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听政；
另一方面，濮安懿王赵允让至孝的品行，似乎全部遗传给了英宗，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即“濮议之争”。
时为御史的范纯仁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政Z漩涡，其命运也与“濮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初涉台谏
在专制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为了避免某种权力的失控，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监察制度的设立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滥筋于先秦两汉时一有所发展，隋唐时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台谏体系，御史台和谏院相互补充，加强了中央行政监察机构在议政、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台谏体系的完善期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使台谏系统遭到彻底破坏。
赵宋建国后，台谏系统面临着一个重建和完善的问题。宋初，内外战乱此起彼伏，太祖无暇顾及此事，“谏宫废职，制诏有所未当，给事中不敢封还驳正，遗补亦不敢直言其失，”“御史不能弹奏”。监察系统十分不健全。
从太宗开始，逐渐注意台谏的作用，真宗则着手整顿御史台和谏院，使台谏进入正常地运转体系。宋代台谏系统的完善期在仁宗朝，这也是宋代台谏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
台谏作为皇帝的耳目，其主要目的是扩大皇帝的视听，行使对宰相及百官的监督和约束权。因此，皇帝特别重视对台谏官的选拔和任用，除了具备必要的资历以外，在遴选过程中还要保证两点其一荐举时排除宰辅的干扰其二皇帝绝对控制任用台谏的决策权。
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的任免权，是台谏官发挥“天子耳目”作用的保证。这种控制，不仅表现在推荐台谏官的举主每次都有皇帝指定，而且，皇帝有时还亲自任命台谏官。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六月，御史台“缺两员，举者未上，内出范纯仁、吕大防名而命之。”范纯仁的这次任命距前次仅七个月时间（治平元年十一月，范纯仁刚由屯田员外郎知襄邑县提拔为江东转运判官），这次升迁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英宗皇帝对范纯仁的信任与赏识。
范纯仁迈进御史台，这是其人生一次重要的转折，不但工作环境由地方转到中央，而且，他也有了更多发表一言论、参与政事的机会。
宋代御史台的执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其主要职能有监察、司法、参政等社会功能。台谏官既有谏净君主、监察中央和地方百官的职能，而且还能参决朝政和议定法制。这样就给忠直敢言的范纯仁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良好机会。
范纯仁初入御史台就遇到了比较棘手的事。亲政之初的英宗皇帝很赏识翰林学士王畴，想把他提拔为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以为不妥，便将词头封还，并对皇上说，王畴望轻资浅，不可大用。
英宗皇帝觉得自己第一次任命大臣就被驳回，大失面子，非常生气，下旨将钱公辅贬为滁州团练副使。没想到当时轮值的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认为责罚太重，拒绝草制。
英宗大怒，打算连祖无择一同罢免。宰相闻讯赶来相劝，英宗这才答应让这个老臣继续留在两制，但要罚铜三十斤。
身为御史的范纯仁在遇到认为不妥之事时，有责任和义务谏诤君主更改诏令。因此，他两次上奏，请求恢复钱公辅的宫职。英宗没有答应，范纯仁再次进言，英宗皇帝仍未答允。
我个人认为，促使范纯仁不遗余力为钱公辅求情的原因有三：
其一，他认为任命王畴为枢密副使显然是违背常规的。按宋朝惯例，出任两府的官员，一般要有领外郡的经历，以免那些既无治政经验，又贪图享乐的人混入最高权力机构，而王畴“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进身由径，从而可知。”
而英宗皇帝不顾朝廷规矩和众臣的反对，将二府重任轻授此人，并且还强行罢免这种有不同政见之人。对这种固执而轻率的做法提出批评，是御史的职责所在。
其二，范纯仁与钱公辅均出自胡缓门下。据《宋元学案》记载，熙宁二年神宗问福唐刘彝“其胡（媛门）人今在朝者为谁？”对曰：“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
其三，范纯仁与钱公辅同为皇枯元年进士，交情颇深。据宋人王标《燕翼治谋录》载“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处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
同年进士的定期聚会宴饮，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旦有人被贬，同年站出来为其辩解，也是人之常情。
（二）崭露头角
英宗亲政之初，宰相韩琦等人奏请有司讨论英宗生父濮安懿王的名分问题，英宗批示等仁宗葬礼完毕后再行讨论。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戊戌，英宗下诏请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讨论濮安懿王的尊崇典礼，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即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朝中议论喧嚣一时，形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是以翰林学士王珠等为首的两制，他们主张称英宗生父濮安懿王为皇伯；另一派是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大臣，主张称英宗的生父为皇考。在两派意见争持不下之时，韩琦等人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他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许多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料事与愿违，大多数官员赞同两制的提议。曹太后也反对议称皇考，并出手书责备韩琦等人，也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企图左右事态的发展，趁机恢复垂帘干政。英宗迫不得已，只好下诏暂缓讨论此事。
面对朝堂的争议，负有谏诊君主、纠察百官之责的御史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疏，请求及早制订濮安懿王尊崇之礼，并且弹勃韩琦、欧阳修等人主张称皇考馅媚逢迎之过失。
忠心耿耿的范纯仁尽管初入御史台，但他并未过多考虑这个来之不易的升迁机会，毅然上书英宗皇帝“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硅等议。”接着他又分析称皇考的弊端。
范纯仁进一步指出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他们秉承皇帝旨意，多次驳回翰林院的拟议，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尽快从礼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及早拟定出合乎圣意的封号来。
随后，范纯仁又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等再次上奏，矛头直指韩琦、欧阳修，终因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判太常寺范镇认为，英宗既尊仁宗为皇考，又要尊濮王为考，此举为失礼。他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汉代儒生的议论及魏明帝的一篇诏书，提供给英宗皇帝作为根据。知谏院司马光也不赞成皇考之议。
吕诲、范纯仁、范镇、司马光的态度，使韩琦等人更加孤立，也使一意孤行的英宗皇帝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他们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
英宗遂令韩琦等人商议解决办法，既而，内出皇太后手书，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至此，甚嚣尘上的“濮议之争”才落下帷幕。
上述材料显示，皇太后的手书在结束“濮议之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对手书的真实性，范纯仁提出了质疑，接着，他又阐明了手书的危害。
范纯仁的奏章令韩琦大为光火，他对同僚说“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范纯仁的命运。
英宗虽然下诏停止“濮议之争”，但如何平息百官情绪以稳定政局，却是让其十分头痛的事情。宰臣和御史可谓是英宗手里的“熊掌”与“鱼”，他们势同水火的争斗确实让英宗勉为其难。
一方面，韩琦等人对自己继承大统具有定策奇功，面对御史的责难，韩琦对英宗说，我们是忠是邪，陛下您自然知道。欧阳修更直白，皇上您既然认为其御史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就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罢御史。
另一方面，作为自己亲自提拔的御史，范纯仁等因所言不被采用，便奉还所授告救，集体辞职，居家待罪。英宗皇帝思虑良久，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只能忍痛割爱，舍“鱼”而取“熊掌”了。
综观范纯仁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骨鲠敢言的御史形象。面对万乘之尊的皇帝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范纯仁毫不畏惧，坦言自己的观点，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支持范纯仁坚定信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范纯仁是英宗皇帝御笔亲耀的御史，深得英宗赏识。为感恩戴德，表达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其弹勃大臣也就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与曹太后的支持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曹太后是宋初开国勋臣曹彬之孙女，仁宗景褚元年（公元1034年）被册封为皇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宫中卫士作乱，曹太后指挥若定，迅速平息叛乱。在其垂帘听政期间，“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其要。”
可见其才智过人，有临危不乱之能。多病的英宗有时行为十分乖戾，再加上对权力的追求，使曹太后迟迟不肯撤帘。在韩琦等人强烈要求之下，迫不得已出手诏还政。但她心有未甘，暗中支持御史吕诲、范纯仁等，使“濮议”愈演愈烈。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三月，范纯仁以“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告救，擅不赴台”之罪名，被贬为安州通判。就这样，范纯仁在御史台仅供职九个月，即成了“濮议之争”的牺牲品。
其实英宗十分清楚，范纯仁等人乃无过受罚，但却情非得己，因此特意嘱咐左右“不亦责之太重。”尽管被贬出京城，但范纯仁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却“由是名震天下”。
范纯仁总结十余年亲民官的经历，数上奏章阐明自己对朝政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政Z、经济、边防、外交方面的施政措施。
政Z上，与民同乐，关心民生疾苦，慎除官员，以抑冗滥之风。经济上，请求罢废秋宴，与百姓同甘共苦，平抑江淮诸路盐价，以平民怨。边防上，核实陕西沿边军马兵官的数目，裁减冗官、冗兵。外交上，速遣封册夏国使臣，以使边疆早日安宁。
这些措施的提出，构成了范纯仁治国思想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