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与宋元时期士人群体的分化
对稍有古代文学常识的人来说，柳永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做为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他创作了最多的词牌词调，对宋词的发展与革新可以说贡献颇多。
南宋叶梦得曾评价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由此也可见其影响力。
与此同时，宋代士人对柳永的态度又是十分矛盾的，既认可他的才华，又对他词作的“俚俗”不以为然。
也就是这样的态度，促进了宋元时期士人群体的逐步分化，一部分士人对生活做出了一种新的选择。而柳永也就成为这种分化中，代表性的人物。
一、柳永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福建崇安人，原名柳三变，后来才改名为柳永，是北宋著名的婉约派词人。
1、窘迫失意的科举之路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柳永，年少多才，尤其擅长写词曲，很早就颇负盛名。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录取人员的不断增加，柳永同样是“有功名用世之志”、渴望通过科举来实现个人理想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初次进汴京应试，就遭遇了名落孙山的失利。这自然对“信心满满”的柳永是个不小的打击，郁闷之下，忍不住把牢骚不满发泄到了自己的词作之中。
他在《鹤冲天》中写道：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首“恃才负气”之作却不胫而走广为传播，甚至传到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耳中。这也为他后来的“人生坎坷”埋下了不好的伏笔。
等到第二次参加科考，柳永其实已经中榜，但宋仁宗对柳永的名字却记忆犹新，亲自在名单里把柳永划掉了。更为要命的是，宋仁宗还在柳永的试卷上批复了“且去填词”四个字，然后说了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或许在宋仁宗看来，你把朝廷的功名看做是“浮名”，实属大不敬，对如此狂妄，自然不能容忍。但他的批复无疑把柳永的科考之路彻底堵死了。
自此，本就风流狂放的柳永，干脆自嘲为“奉旨填词柳三变”，“长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在汴京、苏杭等地开始了一种流浪、放荡，更加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
曾有人这样评价柳永，“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
很显然，柳永这种“浪子行径”在正统文人眼中，是一种不务正业、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以至于后来，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甚至说出了柳永“语出尘下”这样的评语，带来很明显的歧视色彩。
事实上，柳永最初也是不甘心就此“沉沦”的，为此他去找过当时的宰相晏殊寻求帮助，但同样是著名词人的晏殊给柳永的却是冷漠拒绝。
虽然晏殊同样也在家中豢养歌姬，同样也写那些所谓的“艳词”，但在当时，尽管“文人风流”已经是一种流行，还没有人敢于像柳永这般明目张胆。
前后四次科考失败后的柳永，开始自己浪迹天下、填词为生的日子，由此成为第一位“专业词人”，而他的词名也日渐声隆。
并且，柳永对词作的创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创制了很多慢词，而在内容上又多取材于底层市民生活，用词通俗易懂，很受当时的歌伎艺工们欢迎。
最终，柳永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终于中了进士第，他的仕途之路却没有变得顺畅，他也是在那时候不得不改名为永，才得以“磨勘转官”，最终以屯田员外郎致仕。
应该说，柳永的一生，从开始的科举蹉跎，到后来的“蹭蹬不遇”，让他始终在士人群体中处于中下层，而这样的身份地位，让他和同时代的主流士人群体表现出了差异和分化。
2、被边缘化的柳永
北宋时期，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对人才的重视、对读书的鼓励都是空前的。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以“恭俭仁恕”著称的仁宗赵祯如此不喜欢柳永呢？
应该说，正是柳永那些流传广泛的词作，让他在皇帝和同时代主流士人当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宋代的士人，已经没有了门阀贵族的思想意识，而是在内心深处更加渴望“为帝王师”、“志在于道”，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意识。这就难免和君权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
而从柳永的一些词作中，所表现出的牢骚、怨恨、愤懑，虽为真情实感，却也恰好触到了对文人一直“保持退让”的仁宗皇帝的逆鳞，也因为柳永的身处下层、混迹市井，这样的“逆反”态度，更加地不被允许。
而柳永后来流连“秦楼楚馆”，为歌伎们写下了大量词作，尽是男欢女爱、风流缱绻，更让他被人们看做行为放荡的“浪子”。事实上，随着经济的逐渐发达，“自命风流”、“狎妓为乐”在达官显贵和文人才子群体中几乎已经成为“时尚”。
但像柳永这样终日沉迷、公然宣扬的行为还是有一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对“道义担当”的背叛和放荡无形的“反面教材”，而没有人会觉得柳永“痴迷”歌酒，其实是对科举挫折的失落逃避，和面对非议时的“另类抵抗”与自我麻痹。
但柳永的“歌酒人生”又和许多士人在情感上有着相通之处，体现了和传统士人不同的全新生活态度，也更深地和市民文化产生着联系。
尽管“追欢买笑”的态度和同时代士人的主流认知存在分歧，但也在柳永之后的士人群体中，有了追随和拥趸。
有一个小故事，似乎更能说明柳永词作在士人与市民之间的尴尬。柳永写词喜用“鄙语”，这一点一直为文士们所诟病。
所谓“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到了宣和年间，侍郎刘季高有一次在宴席上谈到柳永，言语间尽带不屑。一个老官吏听不下去了，取了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说：“你说柳永写得不好，那你写一篇试试！”
事实上，从柳永的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出，柳永表面上淡泊、甚至鄙视名利，内心还是一直对仕途有着渴望的，而他同样也有着既要做文人雅士，又有着贪恋世俗生活、眷恋情爱体验的一面。
这些，也正是当时士人群体更为真实的心理。
二、柳永带给士人的新的选择
柳永流连歌坊、填词为业，让他的满腹才华找到了“功名利禄”以外的用武之地，在这一点上，不管他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也为后来的士人寻找新的成长通道做出了“探索”。
宋朝的科举兴盛，开启了“读书人”，也让文人、士人群体变得壮大，但放眼整个宋元时期，先后经历过科考停开、录取缩减等过程，士人们的入仕与生存状态都在不断变化着。
可以说，与柳永“怀才不遇”的命运类似的士人越来越多，而柳永身上的“浪子习气”，终究在这些士人身上得到了呼应。
柳永的“风流才调”和玩世不恭，也随着文人地位的变化和世俗趣味的普及，得到了更广泛的士人认同感。
到了元代，关汉卿几乎就是和柳永相同命运的“浪子文人”。他同样对仕途有着热望，但也同样因为不如意而同样“狂放不羁”，由他自诩为“普天下郎君领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便可见一斑。
这就等于是在向士人宣示着自己和柳永类似的“放浪”人生态度，也表达着自己将才华投入到世俗娱乐化的人生选择，所承接的，正是柳永及时行乐、歌酒人生的生活态度。
而在众多元杂剧作家中，不难发现又很多和柳永身世相仿的下层官员，他们同样和柳永一样，和演伎艺人有着“亲密接触”，用更加世俗化的审美趣味，为这些艺人写作剧本，让才华与世俗娱乐结合，表达出“除此外何求”的心态。
所有这些，都让士人们在阶层和志趣上都进一步加快了分化。
总结
柳永所处的时代，士人群体面对时代变迁和整体大环境的影响，有着很鲜明的特征。
他们一方面坚持着儒家“仕以行 道”的精神追求，渴望“致君尧舜”，另一方面，因为世俗文化的逐渐普及，又都受到了逐渐普遍的世俗享乐风气的影响，有着背叛礼教的“私下操作”，以期寻求心灵解脱。
而当时的宋代都城有了很大的发展，仁宗时期已经有了商业娱乐化的“瓦市”出现，这让世俗娱乐化、平民化的发展出现了繁荣，也促成了柳永“奉旨填词”的人生选择。
在当时的历史文化风貌下，柳永以“浪子文人”的形象出现，既体现又打破了这种矛盾，对文人群体的分化，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