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官仕之路是什么样的？经历了哪些坎坷?

在宋朝的历史上，有一个史书、民间和历史研究者都公认的完人，也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唯一的操守和品行被所有人认可的人，他就是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语的北宋名臣范仲淹。

　　《宋史·范仲淹列传》在最后对他的评语中，也追捧得相当高，但在历史上，范仲淹做人相当成功，成为一代道德楷模，可做官却比较失败，虽然一度担任过宰执，主持变法，却因方法不得当，被守旧派大臣及勋贵抵制，以至于很快就失败了，造成了晚年的漂泊。

　　范仲淹一生数度被贬斥，早在宋仁宗天圣年间，皇太后刘娥临朝称制的时候，当时还只是七品芝麻官的范仲淹就因上书劝刘娥把权力还给皇帝，而被贬斥，这还是因为宋朝到宋仁宗时期，基本上已经不杀士大夫了，否则，范仲淹那会估计就完蛋了。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刘娥驾崩，宋仁宗亲政，感叹范仲淹的才华和忠诚，把他调入汴京为官，可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因跟宰相吕夷简互相攻讦，又被贬出京城，两年后才回来，这次同样也只安稳了一年，还是因跟吕夷简的争执，于景祐三年(1036年)再次被贬斥。

　　这一次范仲淹被贬就稍微麻烦点，因为反吕夷简的共同目标，当时范仲淹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盟友，全是范仲淹这样的新生代士大夫，大家一拥而上的去攻击吕夷简，让宋仁宗和中立派也都有些担心，害怕成为朋党之势。

　　所以，即使在范仲淹遭贬后的第二年，吕夷简被罢相，也没有谁敢让范仲淹这么个刺头回朝，并在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让他不停地换地方当官，从江西饶州调到江苏润州，再调到浙江越州，每个地方都待不了几个月就被调走，这恐怕就是所谓的磨砺。

　　康定元年(1040年)，因边境地区西夏的压力，宋仁宗又想到了范仲淹，在回京过渡了几个月后，委派他和韩琦一起到陕西担任夏竦的副手，此后的两年中，范仲淹一直在边境修城，他的策略就是以防御为先，好水川之战时，曾拒绝了韩琦要他配合出兵的请求，结果，韩琦大败。

　　范仲淹在陕西任官时，从不主动进攻西夏，虽然也经历了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等战役的失败，但也有过收降羌族部落的功绩，还提拔过狄青，特别是他主张修城防御的策略，特别符合宋仁宗不轻启战端的原则，而且，他也认为范仲淹磨砺够了，该重用了。

　　于是，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把范仲淹调回京，先升为主掌兵事的枢密副使，不久后拜为参知政事，成为北宋朝堂上的宰执之一，并把范仲淹的一批死党，如欧阳修等也陆续调回京城当谏官，准备以范仲淹为主，进行改革。

　　从庆历三年下半年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的这一年半时间里，是范仲淹在北宋官场最后的辉煌了，他以宰执之身主导了宋仁宗朝唯一的一次变法，即“庆历新政”，也因为这次变法得罪了太多人，范仲淹的晚年只能一直在外漂泊。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拉着富弼、欧阳修、韩琦等一帮赞同变法的新生代士大夫们呕心沥血准备大干一场，却因变法的条款触动了太多官员的利益被抵制而举步维艰，最后因欧阳修的一篇《朋党论》让宋仁宗也担心了，新政终止，范仲淹又一次被贬。

　　此后，别说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连宋仁宗也不敢让范仲淹回京了，刚开始，范仲淹出京时，身上还挂着代表宰执地位的参知政事衔，实职也兼着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好歹还是个省部级，但没几个月后，就把宰执身份给他免了，换成了顾问性质的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又过了几个月，省部级的职位也没了，实职直接降到了地市级的河南邓州知州，虚职也降成了正四品的给事中，范仲淹在邓州待了三年，政绩卓著，但朝堂上也没人敢让他回去，虚衔变成副部级的户部侍郎，然后调到山东青州继续做知州，过了一年，范仲淹因病调任安徽颍州时，在半路上病死。

　　范仲淹死后，谥号是文官最高等级的“文正”，追增的官职因死前只是个户部侍郎，所以刚去世时只能追增到兵部尚书这一级别，多年后才慢慢加到太师、中书令、尚书令、楚国公，算是和他的名声以及曾经担任过宰执的地位相符合。

　　从范仲淹的生平看，他实际上在中枢没有待几年，基本上每次都是一年左右就被贬斥到地方，在中枢站不住脚，只能说明，范仲淹虽然道德、操守是一流水平，可政治水平却差强人意，就以变法而论，后来的王安石搞得比他还厉害，还激进，可王安石就坚持了五年多。

　　即使王安石最后失败，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在他生前，还为他保留着宰相乃至三公的虚职，从同平章事到左仆射，再到司空，只有升而没有降，爵位也一直是国公，没谁敢给他降，从这个经历看，范仲淹政治上的水平和威望远不如同样搞变法的王安石。

　　而范仲淹到处当知州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来，宋朝对于政见不同者的处理，因宋朝到宋仁宗时期就不再杀士大夫，因此，对于反对派，基本上就是到处调任，反复的折腾，古代交通不便，跨省调任其实就是变相的惩罚，不止范仲淹，很多名臣都死在调任的路途上。

　　不过，从范仲淹刚逝世后的追谥“文正”看，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敬佩他的操守和品行，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谁都愿意去做的，这句名言就和岳飞曾经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一样，大多数人不但做不到，反而会警惕说这些话的人，范仲淹当年的变法，重点在吏治，想让所有的官员都变成自己一样的操守，不失败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