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一样吗？

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一样吗?“海禁”是怎么样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谈论起中国在近代史上落后于西方的现状时，几乎都是众口一词，追责于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就连明朝的「海禁」，也不能落得一个清白之身，而是时常都要遭遇众人的口诛笔伐。

细按起来，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因为明廷的「海禁」政策，实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较之大清朝的「闭关锁国」，更是相去甚远了。

「海禁」有理

公元一三六八年，大明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终其一朝，也可称之为我们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盛世，而且建国之初的国际环境，却是不容乐观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倭患异常猖獗;

在大明初建的洪武年间，日本则经历着，南北两个天皇，谁也不承认谁，谁也不服谁，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械斗。在本土打了败仗的浪人，与大量由于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日本平民，逃亡到海上。这些亡命徒，勾结到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侵扰中国沿海地区，靠打秋风过活，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朝的倭患。

据《明史》和《明实录》里的记载，从13681374年的七年间，颇具规模的，倭寇对大明沿海的侵扰，就有十二三次之多。

其二，内患尚未肃清。

当时的抗元义军中，张士诚、方国珍的力量都不容小觑。后来，他们的割据政权虽给朱元璋荡平了，其残余的势力并未肃清，于是流亡海上，时有勾结日本浪人，侵扰沿海地区的祸患。

甚至有些闽浙的大族，也时有为了私利而通倭的事件发生。

由此看来，明初的「海禁」也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明廷将内忧与外患分而治之。而不至于他们彼此勾结到一起，引发更大的祸端。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放到桌面上来讲的话儿。另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待笔者慢慢与大家揭晓。

以「海禁」诱使「万国」来贡

原来当「生于大元，长于大元的」的朱元璋，自草根举义，做了大明朝的皇帝以后，就又开始羡慕起昔日大元朝在国际上的地位来了。

只是大明的军队，却不能十分的给力。即不能肃清北元的残余势力;又做不得以武力去征服中亚、西亚。眼见着那些曾一直向大元进贡的，「天高皇帝远」的小国，与大明的交情淡了下来，不肯来进贡，才逼得朱元璋使出了杀手锏通过经济的手段，诱使「万国」来贡。

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上讲，当时朝廷有明令，「今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

也就是说，「要想跟我大明朝做生意，得首先向我进贡，承认我作为老大的国际地位!」

朝贡贸易

在起初的时候，朱元璋做得还是很敞亮的。外国的使团们千里来朝，「进贡」的物品不多，拿回去的「恩赐」从来不少。何况又有大明实行的「海禁」，使得他们带来的商品也总能销售一空，消息一传开，来大明进贡的使团，很快也就络绎不绝起来。

你当大明都是在赔本转吆喝么?

原来大明专门设有市舶司，接待外国使团，查验使团所携带的物品，随后报给京师知道，待上头给了回复，方可起运到京城，并安排使团住在京城的会同馆。待向皇帝进过贡，领了「恩赏」，其余的货物就可以到朝廷制定的地点，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互市」了。

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滨下武志，在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文中，详尽分析了各种相关史料，然后明确指出，大明的朝贡贸易，其贸易属性似乎是远远大过其政治属性的。

朝贡贸易的贸易属性

原来当外国使团来华「进贡」的时候，都会有大批商人随行，除贡品外，又携带着大量的货物。待使者进贡毕，则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首先由官府选购了其大宗商品，如香料等，尔后才准许其进行「互市」。

其中商人在港口附近贸易，使者则在会同馆进行交易。

由官府购买来的大宗商品，主要又有三种不同的用途：

其一，供皇室所用以及赏赐给官员;

其二，折抵一部分的俸禄，发放给官员;

其三，是以上两种用途剩余外的其他所有商品，由官府开“库市”，许商人来“博买”，最后再转卖到民间。

据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朝廷对于「互市」极为限制，进贡附进物(即在会同馆进行「互市」的商品)要抽取50%的货物税，商人在港口进行「互市」的商品要抽取20%的货物税。

正是这一政策的影响，致使使团带来的大部分商品都由官府收购，再经由商人转卖给民间，进而实现了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垄断。

结语

由此看来，明廷的「海禁」，其更深层次的动因，其实是明廷希望通过海禁打击民间贸易，将与他国的贸易权收归政府手中，实行垄断，将高额的利润直接收归中央财政，缓解中央财政的窘境。

而海禁一事本身，就不是闭关锁国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政府与民间(市场)的博弈，而隆庆开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场宏大博弈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