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和同治中兴的比较 嘉道中衰到底是谁的错
嘉道中衰是指清国经乾隆后已经开始走下坡，吏治败坏，武备废弛，国库空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开启西方殖民主义侵华之序曲，国势进一步衰退。
盛世之毁
清朝以少数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几代帝王励精图治，废除明朝末年因民变及清军入关而设立的“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招徕流民奖励垦荒，使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但清王朝在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之后，吏治迅速败坏，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清朝国势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记录：“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洪亮吉陈述乾隆末年时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贪污腐化
吏治败坏与清王朝几乎是相始终，这与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清代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康熙晚年，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时，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1757年，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及至乾嘉之际，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嘉庆时期，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抗争，社会冲突激化，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嘉庆帝屡申禁令，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道光四年进口鸦片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
军务废驰
八旗劲旅早年在关外所向披糜，战无不胜，清兵入关三十年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开始崛起，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乾隆元年谕：“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嘉庆年间八旗和绿营均已腐败，丧失战斗力，嘉庆曾随乾隆阅兵，所见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平定白莲教时，八旗请缨赴战，却四处抢劫，“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严如煜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
费正清说：“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