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通制结构内容介绍 大元通制是法典吗
《大元通制》是元英宗继承了其父元仁宗的以儒治国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并于至治三年(1323年)下令编成并颁布元朝正式法典。
编修经过
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元仁宗即位不久，决定根据《至元新格》编修新法律，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分为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此外将介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编成成别类。
延祐三年(1316年)五月，书成。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
至治三年二月十九日(1323年3月26日)，元英宗最终审定，命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至正六年四月五日(1346年4月26日)，《至正条格》颁行天下，《大元通制》停止使用，《大元通制》在全国范围内一共使用了23年。
内容简介
这部法典一共八十八卷，共有2539条，其中断例717条，条格1151条、制诏94条，令类577条，仿唐、宋律篇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等20篇。其主要内容保存在《元史·刑法志》内。
元朝的法律中，断例大体上相当于唐朝和金朝的律，条格大体上相当于唐朝和金朝的令。
现存残本《通制条格》简介
《大元通制》大部分已经失传，目前只有条格的一部分(653条)幸存于世，名为《通制条格》，是研究元朝历史和中国古代法制史极为重要的史料。
《通制条格》，共二十二卷，653条，包括十九个篇目，卷二至卷九为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卷二十二为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为杂令、僧道、营缮。
参考资料
《中国法制史》，蒲坚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ISBN7-304-02441-0/D·209，第九章
注释
孔齐《至正直记》卷1“国朝文典”条提到，“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
根据《元典章年代索引》(作者：[日本]植松正编，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里面包括了《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年代索引，《通制条格》中收录的官方文件，最早的颁布于元太宗六年(甲午年，1234年)，最晚颁布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
3.03.1节选自孛术鲁翀(1279年-1338年)在1323年写的《大元通制序》(节选自《元文类》卷三六)，《大元通制序》全文如下：“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故丞相东平忠宪王之孙中书左丞相位右丞相，总百官，新庶务，征用老成，开明治道。皇元圣圣相继，百有余年。宸断之所予夺，庙谟之所可否，禁顽戢暴，仁恤黎元，绰有成宪。然简书所载，岁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积既繁，莫知所统。挟情之吏，用谲行私，民恫政蠹。台宪屡言之，鼎轴大臣恒患之。仁庙皇帝御极之初，中书奏允，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纲有三：曰制诏，曰条格，曰断例。经纬乎格例之间，非外远职守所急，亦汇辑之，名曰别类。延佑三年夏五月，书成，敕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棕殿，丞相援据本末，奏宜如仁庙制，制可。于是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暨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审定。时上幸柳林之辛巳，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佑二年及今所未类者，请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命翀序之。翀惟圣人之治天下，其为道也，动与天准，其为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迁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钺，礼乐教化，相为表里。及其至也，民协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尽于此矣。虽刑罚世轻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圣朝因事制宜，因时立制，时有推迁，事有变易，谋国之臣，斟酌损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庙开本于先，皇上继志于今，万世虑也。虽然，明罚敕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狱，哀敬折狱，有司之法守亲焉。源则浚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欤!”
《元史·英宗本纪二》
现仅存的明写本《通制条格》残卷﹐共二十二卷，1930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元代条格﹐大体上相当于唐﹑金两代法律体系中的令﹐是元代在民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重要法规。虽然其中不少条款形式上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记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也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它与《元典章》同样是研究元朝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珍贵史料。今人方龄贵有《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