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虽开疆拓土但破坏了制度，再无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几乎所有人都是多面体，纯粹的好人、十足的坏人都极其稀有，古代帝王更是如此。
比如唐高宗李治，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把自己老婆也培养成皇帝的皇帝，他经常被塑造为“懦弱妻管严”的形象；在另一部分人看来，他灭西突厥、高句丽，把唐朝疆域推至最大，简直是能够比肩父亲李世民的明君。
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片面。真实的李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优点、缺点都很明显，这注定了他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帝王。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他对唐朝的损害远大于贡献。
按照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可以把一个合格的帝王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弱势帝王，但他同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果承认自身的局限性，不乱指挥、瞎作为，遵从社会运转的客观规律，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资质平庸之人也能当个好君主，最典型的莫过于春秋霸主齐桓公（前期）。
第二类是强势帝王，他们是“至强、至辩、至明”的“圣君”，智慧、能力、眼界远超寻常人，能够以上帝视角驾驭群臣、管理百姓，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带领政权走向强盛。显然，秦皇、汉武、唐宗就是这类帝王。
李治
至于唐高宗李治，则是一种矛盾混合体。
单就个人才能而言，李治比不上他的诸位成年兄弟。
对于曾经的太子李承乾，史书记载是“性聪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纯深”。虽然身体略有残疾，但他的个人素养并不差；跟李承乾争储的李泰更加优秀，他才华横溢、聪敏绝伦，文章、书法、绘画样样精通；而且据其在夺储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他的心机、政治手腕也相当了得；李恪则比李泰还要强。史称他英武过人，有文武之才，李世民甚至表示：“吴王恪英果类我。”
以上三人，个人素质一个比一个高，也都曾获得过李世民的喜爱。但由于李承乾、李泰争储，李恪的母亲为隋炀帝之女，导致最没存在感、仅仅有“仁孝”这一优点的李治捡漏继承了大位。
从李世民在晚年费尽心思写下《帝范》一书、苦口婆心教育李治来看，他对儿子的治国能力自然是心有疑虑的。但他为什么放心地把江山交给李治呢？底气在于自己留下的三大政治遗产：
第一，制度遗产。李世民虽然文武全才，但作为隋末大乱的亲历者，他目睹了更为聪明的隋炀帝是怎么把一个鼎盛王朝搞垮的。因此，他创立了诸多制度来对皇权进行匡正、辅佐，比如规定谏官、史官全程参与顶级军政会议，设立了集思广益、鼓励不同意见的“五花判事”制。
李世民
第二，人事遗产。文有长孙无忌、褚遂良，武有李世勣，李世民为儿子留下了“顶配”班底；甚至连儿媳妇，也挑的是贤良淑德、出身关陇贵族的王皇后。
第三，良好的民望基础。“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短短20余年间，李世民创造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军力强盛、社会和谐的贞观之治，史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朝野对李唐皇室的认可度极高，民心可观。
事实一度证明了李世民是对的。李治在即位之初的永徽年间，各项制度、人事安排都遵循了太宗遗政，对几位辅政大臣言听计从、极为尊重，彼时的大唐国泰民安，沿着贞观之治的轨道继续稳定发展。
但无论多么温和、仁孝的人，一旦坐上皇帝之位，都不会甘心长期唯他人是从，即使对方是把自己扶上太子之位的亲舅舅。同时从李治勾搭父亲后宫的武才人一事来看，他柔弱的外表下也饱含叛逆之心。
最终，借着改立皇后之机，李治在武氏的帮助下收回了皇权，并且打击关陇勋贵、将科举制推向深入，同时还知人善任、提拔了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等一众贤臣。
李治
单从结果来看，李治亲政的表现是相当合格的。
他勤勉执政、关心民生，相对于霸气十足的父亲，其执政风格看似更为温和；永徽三年（652年）编成的《唐律疏议》宽平公正、体系完备，推进了古代法制的新发展。
他执政期间，经济持续发展、国力继续稳步提升。以此为基础，大唐继续延续了贞观年间主动出击的对外军事战略，先后平定漠北、攻灭高句丽和百济、击垮倭国大军、灭亡西突厥，使国土东起东北亚、西临咸海，笑傲整个唐朝时期。
但如果据此认为李治是比肩父亲的千古一帝，那可就太过儿戏了。
评价一个帝王的成就，不应仅注重外在，还得看内里；不仅要看实时业绩，更要看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
以帝王的标杆秦皇、汉武为例。
前者被一些文人骂作“暴君”，但就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华夏，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第一次创建并实行了成型的制度；第一次系统性地向周边强势推广华夏文明，其后两千年的制度、文化都深深受其影响，所以他被视为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
汉武帝被人骂作“穷兵黩武”，但就像他自己曾对卫青和太子刘据说的那样：“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作为雄才大略的代名词，汉武帝终其一生都在推行涉及到所有领域的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都实现了堪称开天辟地的创举，中原王朝全方位的强势从此成了习惯。
因此，所谓明君，相对于造福一时，利在千秋更为可贵；也许这一点很难，那么退而求其次——为自己的子孙打下良好基础，为朝廷、百姓留下良好的规则、环境，即使仅仅持续一两代人，那也足以令人赞叹了。李世民就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反观李治，则完全相反。
《旧唐书》评价李治造成的后果：“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新唐书》与之类似：“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两本史书对李治的指责都集中于两点：破坏规则、遗祸宗室。即所谓的“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被李治破坏的，正是他父亲留下的优秀政治规则。
相对于其他盛世，贞观年间最令人称道之处，其实并不是强盛的军事，而是清明的政治。从整体而言，那时没有政治倾轧、派系斗争，没有小人乱政、忠良获冤，不需要溜须拍马、更无须见风使舵，人才得展所长、官员勤奋为政。
贞观初年颁布了谏议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那些有权参与军国大事的官员们面见皇帝时，旁边必须有谏官跟随，后来还加上了史官。这么一来，没人敢溜须拍马、糊弄敷衍，无不绞尽脑汁地出谋划策，尽心尽力。毕竟谁也不想被魏征这样的人指着鼻子骂，更没人想在史书中留下庸臣、佞臣的标签。
至于所谓的“五花判事“，则是要求“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以制度要求官员各执己见、鼓励不同声音，在任何时代都极为罕见。
不过这两大制度都在李治执政期间名存实亡。
在借着改立皇后之际打击元老势力的过程中，凡是反对自己与武后的，要么被削职免官，要么被贬出京师甚至处死，即使是对国家、对自己立有大功的长孙无忌等人都未能幸免。
相反，那些见风使舵、顺应圣意的人则获得了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李义府、许敬宗等人飞黄腾达，奸佞之风死灰复燃（后来这俩人虽倒台，但风气一旦开启就再也刹不住车）。
李勣
史书记载，李治登基五年后，就极少见到敢于仗义执言的谏官。连李治本人都感到奇怪，宰相李世勣的解释是：“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但是显然，没有完美的皇帝，李世勣显然是在说谎，只是迫于当时的政治风气、无人敢提反对意见罢了。
这就是“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的原因。一个不允许不同意见的朝廷，是不可能风清气正的。
至于李治因风疾而将权力分给武后的做法，则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就像宰相郝处俊劝阻时说的那样：“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李治把帝位传给谁、本质其实并无差别。但在当时，这是对封建政治制度破天荒的破坏（关键是压根没啥创新、进步），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无数李氏宗室及其支持者被诛杀，甚至还引发了兵祸，唐朝的实力、威严遭到重挫，连曾经降服的东突厥也心生不屑、借机崛起。
武曌
此外，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武氏胡萝卜加大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赏赐与酷吏并用、恩威并施，将曾经清正的朝廷，变成了阿谀奉承、蝇营狗苟的沆瀣之地，“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这才遗祸最深远的。
假设一下：如果当初李治清洗了长孙无忌等元老之后，重用的是自己挑选的文臣而非武后的势力，也许开元盛世会提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