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神怪形象改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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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到汉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变革、大解放的时代。春秋以前是基于宗法社会的封建政治形态，实行世卿世禄制，庶人不能参与政权。到了春秋，周室衰微，各诸侯国互相争相侵吞，战争频仍，赋役重压下以井田制度为中心的西周土田制度被破坏，伴随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礼崩乐坏局面，以宗法为骨干的封建统治全面崩溃，至春秋末大体瓦解。在这个时候不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社会组织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庶人开始崛起。一直到进入作为过渡期的战国，封建的束缚被解除，而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尚未建立，在这大自由、大开放是时代便出现了空前盛况的新的观念，正如胡适所说：“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困苦，有了这种形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孕育形成，激烈碰撞，不仅形成了灿烂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漫长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
出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原因，大一统成为了当时一般的要求，各种思想也逐渐走向融合交汇。经过短暂统一的秦王朝和楚汉相争，汉朝的建立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正是在汉朝期间，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巩固下来了。此后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和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和一度繁荣以及儒家“孝悌”的伦理思想和厚葬尚饰、崇好功名的风习等因素，都极大推动了汉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先秦时期所孕育形成的诸如神仙信仰、人文思想、阴阳思想等思想观念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直至成为了人们的普遍观念，从而也影响了汉画像石上的神怪形象。
一、神仙信仰
重视现世的利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生存意识，表现为对“生”的无比热情，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这种对肉体超越时空限制而长生不死的渴望和追求直接催发了神仙信仰的产生。也有人推测还与战国后日益发达的天文学、星占学有关。春秋战国时动荡、混乱、战争频仍的社会环境及对死亡的恐惧激发了人们对长生的渴望，于是神仙思想开始孕育萌生。庄子曾生动地描写了那些不受时间和其他自然规律影响的神人，有关“不死之境”的信念也产生了，最突出的是对蓬莱、昆仑的信仰，而且“至少从周代晚期开始，人们已开始考虑可否通过某种对身体的训练，如却谷和称作‘导引’的气功，逐渐脱离其物质的躯壳，仅仅保留其生命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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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思想在初步形成后，又得到了由巫师转化来的神仙方士的鼓吹和宣传，此时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不再是通“神”而是通“仙”，即引导凡人求仙和升仙。同时帝王对求仙的热衷对神仙信仰的普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齐威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的三次求仙高潮后，神仙信仰迅速向民间扩散，成为大多数汉人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神仙信仰又逐步被墓葬艺术吸收，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上关于升仙的符号，洛阳卜千秋壁画墓上表现灵魂向西王母所居的仙界行进的图像，以及汉画像石中最突出的主题——众多的“升仙图”，可知升仙已经成为汉代人的一个普遍愿望。同时通过吸收黄老学说等理论，神仙信仰又逐步理论化、系统化和宗教化，最终促进了道教的形成。尽管后起的道教并不足以用来说明汉画像石中神怪形象演变的原因，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些有关长生的象征符号属于原始道教的内容，它与以后道教教义的宣传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这种全社会各阶层浓厚的神仙信仰的氛围下，汉画像石图像上的神怪形象自然要受到影响。西王母形象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王母身边增加的侍从如兔、蟾蜍、三足乌以及凤凰、羽人等都具有长寿不死的特性，九尾狐“九尾”形象象征着“子孙繁昌”，捣药的图像意味西王母掌握着不死药，带翼西王母图像中粗壮、坚挺、翅尖上翘的翅膀形象强调了西王母具有了突破空间限制的飞翔功能，这些变化说明西王母的职能已发生了转变，从主瘟疫、刑法之神变为了永恒生命的赐予者。
二、阴阳思想
阴阳即用来说明宇宙间各种现象变化的法则或根源的两种动力，五行是调整事物生长、变化以及衰落周期的五种要素。阴阳和五行分别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关于阴阳、五行的起源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学者们对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顾颉刚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不管其源头如何，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的邹衍开始将阴阳和五行相附和，开创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先河。西汉桑弘羊言其“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这正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热衷于提出政治主张，并向诸侯王推行政治理想的一个反映。这套理论影响最大的内容即“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因为该理论可以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而被利用。“当帝国政府的理念还没有被充分的接受，当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努力表明自己具有统治其他势力的权利时，五行理论逐渐的成熟起来”，正是统治者的推广宣传为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提供了政治条件。《吕氏春秋》中“皇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文王曰火气胜……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的记载表明了该理论是如何被利用的。董仲舒时基本上完成了对阴阳五行思想框架的建构，从此该思想渗透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汉书·艺文志》中仅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部分以阴阳五行为题的文献就占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强。汉画像石自然也无法逃脱该思想的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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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本是一个独立的神，出于阴阳相偶的思维定势，汉人就给她配上了东王公，成为一对对偶神。西王母是女性，处西方，属“阴”；东王公是男性，处东方，属“阳”，便构成了一西一东、一阴一阳的形象造型。伏羲、女娲在汉代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神话传说，只是并列为三皇罢了，实际上汉时文献上也只有记载他们是兄妹的文字。但是汉画像石上明确表明了他们的夫妇关系。另三足乌、九尾狐成为了日的象征，属于阳的范畴，兔和蟾蜍成为了月的象征，属于阴的范畴。四神也通常被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安置。这些神灵的形象右单性向两性相偶模式的演变和定型，是其受到两汉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和制约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三、人文思想
陈荣捷曾说：“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思想正是奠定于春秋战国时期。殷人的至上神是帝，商王是上帝的子孙，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国家大事都是商王向上帝、商王的祖先及各方神灵占卜而决定的，神灵对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到了周朝，对上帝的信仰被“天”所取代，神灵地位也受到人君规范，诚如《礼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天和神灵仍为人所尊崇，但是人们开始相信人因其自身之德行，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到春秋战国时这种对神灵的敬畏崇拜转向了对人自身存在价值的关注的趋势更是显而可见。查诸先秦诸子的学说，可以看出各家各派都在积极摆脱商周的神学思想体系，以人文思想取代对神的信仰。然而直至孔子，才使人文思想成为中国哲学中最强的主导力量。
以上这种趋势在《山海经》神话中也有体现。以前人们相信祖先世界和神界是相通的，人神是可以交往的，《大荒西经》就有夏启“宾于天”的记载：“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穆天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但是这种“民神杂糅”的状况随着社会分工的需求而被破坏。《山海经》中有重黎二神将神仙世界和人间世界分隔开来的神话：“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日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通过使“绝地天通”、“民神异业”，神的世界成为一个生人难以达到的世界。先前神的世界，既有至尊的上帝在内，又控制人间依以求生的自然现象和神性动物，有超于人间世界之上的权威与神力，但是在东周的神话里，已经有表示对上帝或其神仙世界的权威加以怀疑甚至挑战的思想。又有很多天灾地变而英雄救世的故事，在这种故事的背后，似乎有这样一种思想：天是不可靠的，它不但遥远为人所不及，而且常常降祸于人，而解救世界灾难人间痛苦的，不是神帝，而是祖先世界里的英雄人物。这已表现出一种对神灵不复能称为敬畏的新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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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后儒家思想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尽管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使其充满了神学氛围，但人文思想的壮大已是一种不可逆改的潮流，这自然而然对汉画像石上的神怪形象产生了影响。《山海经》中豹尾虎齿的西王母逐步变成了拢袖端坐的端庄、富贵、慈祥的妇人，兽形的雷神变成了坐云车，前呼后拥的天界巡游者，动物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的附庸，如那众多的表现人的力量的狩猎、斗兽、驯兽图。这种人与动物离析的形象演变过程正如张光直指出的动物形纹样的形状“所表现的神话式力量递减”，因为人已从“被动、隶属性地位……变成动物的征服者或至少是挑战者”。人文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墓和祠堂最为显著的位置——后壁配置的是“祠主受祭图”，而不是神仙世界。
四、祥瑞思想
祥瑞思想起源于一种古老的预测未来的手段——征兆。它与占卜不同，是自然的，即是自然现象或人体生理变化而出现的现象，有些是偶然发生的，有些则是规律性的，而后者是由人主动进行的，有预定的计划。征兆包括休征（吉兆）和咎征（凶兆）两种的，如《山海经》中就有提到凤凰、鸾鸟、文鳐鱼等休征，以及大量咎征，大多出自《山经》，且都是动物兆。其中休征比咎征少得多，可能因为古人由于知识技术的限制，需要面对更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物，了解各种咎征可以规避危险。而且那些作为休征的动物并无祥瑞之名，至多只有吉祥的性质，“这反映的是无阶级、无帝王的原始时代的祥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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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各诸侯国崛起，于是开始有人利用祥瑞进行政治宣传和斗争。《左传》说:“郯子曰:‘我高祖少腺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焉。’”《礼记》也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而将祥瑞思想体系化的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他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之上，增添了许多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的说法，以此作为巩固大一统国家和推行其政治思想的工具。其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来自于宇宙与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传统观念。根据这一思想，人禀天而生，人的身体是仿效天之结构而来，故“天”和“人”可以互相感通，如果皇帝得道，国家富强，天就会降下祥瑞来以资褒奖，否则，天就会以种种灵异给予警告。祥瑞思想在两汉的盛行正是基于这种“天人感应”说，因此与政治的关系日趋密切，李发林就曾概括出其在政治中的五个作用。
于是《山海经》中诸如龙、凤、鹿、羊、比翼鸟等动物，在汉时就成为了祥瑞图画于画像石上。一方面承担为死者在另一世界保驾护航的保护者身份，因为其具有驱邪避凶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有宣扬死者德行功绩、展示政通人和的意味，因为据郑岩考据，汉画像石不仅仅供死者、赞助者、创作者观看，还可能会向一部分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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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对汉画造成了影响。在三幅比较明确有佛教内容的画像石上，佛教图像（判断的第一标志是头部有圆圈即佛光）都与西王母、东王公共同构图。加上连云港市摩崖画像的黄老、佛陀合祀④，说明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初期曾借助于中国原有宗教信仰即西王母信仰来生存和发展。于此同时，东汉初期到中期西王母正面的“偶像式”构图显示了佛教因素也对西王母的形象产生了影响。此外汉画像石中时有所见的象奴训象图像、莲花图像等与佛教的关系尚未盖棺定论，还需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