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削发令推行为何那么困难
1645年，顺治二年，满族的军队已经推进到了曾经的大明帝国经济最为富庶的长江流域。昔日川流不息的苏杭车马即将成为历史更迭下的焦炭，整个长江流域也即将沦为中国历史上才最惨烈的屠杀炼狱之一。
皇帝福临只有九岁，完全在他的叔父多尔衮的摄政之下。虽然多尔衮对于如何驾驭中原之上的汉人颇有所识，但是在对于满族政权为使汉人无条件臣服而颁布的“削发令”面前决不妥协。
王朝的更迭没有了宫廷政变、禁军的造反，有的是靠大规模征战的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强加到百身上的。但清王朝特殊的是，它的历史轮回就如同走在它之前的蒙古人一样，征服者的异质文化使得王朝的更迭进程变得异常的复杂与艰难。
在满清统治阶级南下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各地以抵制削发令为要旨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尤其在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人们将他们继续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大明政权的决心和抵制剃光前额以捍卫自身汉文化尊严的决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发式问题成为汉人面对满人的绝望抵抗中一根团结的救命稻草，使得满人对于南下的征服过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更迭都要血腥数倍。身为一个即将统治庞大帝国的少数民族，满清征服者不仅仅要从普世主义更要从种族主义来表现出种族高人一等的优越性。
前额削发脑后留辫是满清征服者的礼之基础，而汉人的礼之传统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族的差异恰恰是贯穿于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更迭之中，一个统治阶级民族对另一个统治阶级民族的身份的变换之中，这就不仅仅关系到民族的习俗差别问题更关系到满清征服者自身对于汉民族的是否拥有统治阶级正统性的问题。
削发与不削发，直接上升到体现一个人对于传统（前朝）礼乐制度——前朝政治的忠诚与否，而重塑礼乐制度就是维护征服者精英本层统治地位的最好方法。
除去政治趋向上的象征，同样是在旧体制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损伤”的传统理论使得人们对于削发不仅仅只拘泥于士大夫之间对于故国和大明王朝的追念，普通百姓更多所担心的是损伤受之于父母的发肤是一种亵渎。
尤其对于传统男子来说，精心蓄留的长发是男子体魄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剃发与刺面、纹身等无异于对于奴仆和已定罪之人的羞辱，这也是以儒家为统治工具的中国封建政权贯穿整个中国帝制时期保存传承下来的精神，所以削发对汉族男性来说，是一件非常耻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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