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第一汉臣范文程：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起到了关键作用，饱受争议的范文程到底是贤臣还是叛徒？
范文程是清初一代重臣，清朝开国时的规制大多出自其手，更被视为文臣之首。范文程一生历清四世，为清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巧妙地转变为现实，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范文程，一个让人恨不起来的汉奸，一个道德完美的传统文人，一个被人抢了老婆不敢吭气的奴才，一个治国安天下的文臣楷模。他和明清之际发生的许多人和事一样，让人看不懂。范文程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的十七世孙，说来也是出身名门，但到范文程这辈，家道中落，流寓关外，只混了个沈阳的县学生员。在科举大行其道的中国，文人的进身之阶就只剩一条独木桥，众多屡试不第的文人永无出头之日，范文程名门之后，心如明镜，明朝腐朽，自己就算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将来也免不了跟这艘破船一起沉没。怎么办呢？范文程在思索。
其实，每当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时，唯恐天下不乱的文人就会涌现，唐有黄巢，明有宋献策、牛金星、徐以显，历来如此。范文程不肯为明朝殉葬是因为这个国家从未给过他什么恩典，他也不肯归隐，他的选择有点与众不同。
公元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守城的游击李永芳归降，他也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将领。抚顺是边防门户，此地一丢，辽阳、沈阳顿成前线，这大概对范文程也是个触动，思来想去，他和哥哥做了决定，一起投奔后金。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个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比较简单的推理是，范文程选择了“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的人生准则。乱世先求生存，其次是做事，最后才是做人。
关于范文程和努尔哈赤见面的情况，历来颇多揣测，有些说法把范文程描绘成一个仗剑独行的大侠，而且在萨尔浒之战前，还和努尔哈赤有一番隆中对式的侃谈，这全是瞎扯。范文程投金就是一个末路文人的豪赌，既没有传奇色彩，也无浪漫可言，在努尔哈赤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汉人奴才而已。金庸小说里名满天下的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历史上曾经孤身一人横渡大漠，到大雪山会见征服者成吉思汗，我们如果把那次会见与范文程相比，就能看出区别。
首先，丘处机见成吉思汗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劝他清心寡欲，敬天爱民，也正因为如此，成吉思汗不敢以凡夫俗子待他，而是尊称为神仙。其次，二人是平等会见，没有尊卑之分，丘处机的道家说教对成吉思汗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一度下令“止杀”，还一次释放了沦为奴隶的3万汉人和女真人。
范文程大约长得也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所以努尔哈赤对他还算客气，略问出身之后，对别人说这是名门之后，要好生对待，如此而已。比起丘处机念切苍生，千方百计为异族效劳的范文程差得太远。不过，范文程也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点：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自从投了后金，不仅运筹于帷幄之中，还亲自上阵，肉搏杀敌，立下不少功劳，得到了游击的职位。那时的后金大权在女真人手里，汉人不论职位高低全是三等公民，范文程不过崭露头脚而已，晋位还需特别表现。
公元一六三二年，范文程与当时得宠的另外两个汉官宁完我、马国柱联名上疏，要求从山海关深入中原，灭亡明朝，还相当露骨的建议走雁门这条路，原因是当地居民富庶，足以供给军粮，最后是满怀激情的表态，后金要么不打，要打就要往死里打。这道花了很多心思的奏疏暴露了几个事实：第一，对于灭亡明朝，范文程和其他汉臣反而比女真贵族还积极，这是表明态度，让领导放心，天聪汗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对范文程大加赞赏。第二，走错了第一步，就要一直错下去，范文程等人之所以有抢掠汉人、充实军资的建议，说白了，既当了婊子就不能再立牌坊。
第三，后金军队强悍，但论综合国力，与明朝相去甚远，因此拖延战争毫无意义，只有依仗八旗兵冒险深入，才有胜算。最后，范文程等人还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潜台词，就是生怕后金小富即安，那样的话他们这些人不过是蛮夷酋长的狗头军师，要想青史留名怎么可能。
1、让人恨不起来的汉奸
如果说范文程投敌叛国让人切齿的话，他的人品和才具就真是无可指责了。范文程至孝，有一次皇太极请客，满桌珍馐美味，范文程想起了老爹范楠，不忍下箸，皇太极看出他的心思，特别批准打包。范文程对皇太极更是全力报效，操劳起来，不食不休，倒是个鞠躬尽瘁的样子。不过当奴才也是很倒霉的，范文程原来隶属于贝子硕讬的正红旗，硕讬后来卷入争夺皇权的内讧，死于非命，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的弟弟豫郡王多铎又看上了“罪臣”范文程的媳妇，动了占为己有的心思。
奴才当到这份上也够窝囊了，幸好诸王贝勒还能主持“公道”，认为多铎这样做不利于“民族团结”，所以罚了他一千两银子，夺去了他属下的15个牛录。牛录是八旗的基层单位，15个牛录就是4500人，这个惩罚不大不小，总算是个交待。这件事没有影响范文程的忠心，相反他感恩戴德，更加殚精竭虑为满清谋划，而他的能力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公元一六四四，也就是让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那一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算是亡了，天下局势越发混乱。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有三种势力：第一、明朝残余。崇祯虽死，江南还有诸王，地方机构仍然完整，财力、物力、人力包括整个政治军事潜力还是最强的。第二、农民军。占领北京意味着李自成有了改朝换代的资本，如果他的政策得当，天下传檄而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第三，满清。这支力量在关外盘踞已久，但几次进兵关内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内部矛盾也多，经济困难，暂时似难再举。
这个复杂的三角博弈，只有最精明的政治家才玩得转。明朝残余势力希望李自成不要南下，又寄望清朝借兵平叛；李自成以为天下太平，忙着筹划他的开国大典；清朝则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当时多尔衮只是大致知道李自成向北京进军的情况，他还写信给农民军，说要双方携手，共取中原，而范文程告诉他，明朝必亡，李自成才是真正的对手。
四月十四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与李自成决裂，二十万大顺军向山海关推进，吴三桂只有向清朝求援，历史走到了分水岭。这个时候，多尔衮颇为犹豫，李自成能纵横天下，自有智勇过人之处，手下军队又多，真打起来胜负难料，这是多尔衮和其他满清贵族的一致看法。
给他们破解这个心结的还是范文程，他分析天下大势，给出三条判断：一、农民军胸无大志，中原士绅不会归附，占据北京之后，只图享乐，战斗力下降；二、满清以往只重劫掠，这次要申明纪律，争取汉人归附；三、吴三桂来降是天赐良机，应该上下动员，全力以赴，不应迟疑。
果然，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清军与吴三桂里应外合，大败农民军，顺势南下，一举攻占北京，5月2日，多尔衮进入了李自成还没坐热的紫禁城金銮殿。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范文程为代表的汉人文臣这回派上用场了，范文程不失时机的再献上三招，对于稳固大清江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招为崇祯发丧。
中原的士绅特别是读书人虽然反对农民军，但对满人也敌意颇深，为缓解这种情绪，范文程建议多尔衮拿已死的崇祯作文章。于是历史上最奇怪的一幕出现了。清朝和明朝这对打了几十年的敌国，突然变成了挚友，清朝要替崇祯报仇，说李自成弑君暴尸，人神共愤，号召全体官民为崇祯服丧三日，这一手骗人的把戏居然挺管用，据说百姓一致对清朝归心。
第二招是重开科举。
范文程是读书人，当然对他们的心思揣摩得最清楚，读书人重气节，但也识时务，清朝取得天下，如果照样开科取士，就等于安定了人心。读书人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控制着社会舆论，这部分人为清朝所用，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反清复明的理论基础，多尔衮对这一点心领神会，马上照办。
第三招是减赋。
明末苛捐杂税泛滥，原有的户册又被农民军付之一炬，所以范文程改用万历年间的旧册征收赋税，并把原有的辽饷等一概全免，这一下收服了民心。
2、忠臣还是贰臣
范文程会做官，在于忠心之外颇能守住分际，不卷入亲贵之间的尔虞我诈，因此清初几次政坛波澜，他虽置身其中，却能屹立不倒。他生前受到皇太极、顺治两朝皇帝的重用，多尔衮对他也另眼相看，以太傅和太子太师的最高荣衔退休，范文程有病，顺治皇帝亲尝医药，还专门画像保存在宫中，死后更是备极哀荣，康熙皇帝亲写祭文，手书“元辅高风”四字，立碑纪念。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说惊天地泣鬼神，也算俯仰无愧了，不过范文程想不到，他从忠臣表率沦落到贰臣叛逆其实也是很快的。
公元一七七六年，风流皇帝乾隆主持编纂了一部奇书《明季贰臣传》，这时的清朝早已坐稳天下，所以考虑问题的角度大不相同，提倡忠字当头。明末贰臣多这是个客观现实，原因也很复杂，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个人往往身不由己，但乾隆不这么想。
他的逻辑是：清朝当初任用这些贰臣，是为了尽快平定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属于权宜之计，但事后来看，这些人在明朝最艰难的时刻，背主求荣，偷生至今，算什么东西？乾隆这个逻辑可真是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幸好乾隆还对贰臣作了仔细的分类，有甲乙两编，对清朝赤胆忠心、有功于社稷的列入甲编；人品低劣、毫无建树的归入乙编；至于那些降清之后再叛变的，就连乙编也没戏了。
抚顺的李永芳、锦州的祖大寿，这两个是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位皇帝封官许愿，亲自拉拢过来的明朝边将，一直受到重用，像李永芳投降既早，还很忠心，居然也列入了贰臣传甲编，说明乾隆关于忠的判定已高到了离谱的程度。洪承畴，明朝重臣，松锦之战后就俘，像他这个级别的人自然不会轻易屈膝，所以孝庄太后亲自出马，才算拉下水，洪承畴此后对清朝再无贰心，但他受崇祯皇帝厚恩，到底大节有亏，还是进了贰臣传。
在乾隆看来，只要在明朝当过官，不论大小，都要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按这个逻辑，范文程最冤了，他在明朝只是一个生员，可是乾隆不管这一套，在一通赞美之后，还是给他扣上了“与纯儒品节不无疑议”的大帽子，送进了甲编。范文程就这样被乾隆盖棺论定了，他泉下有知，恐怕死不瞑目，不过，他到底是忠臣还是贰臣，到今天恐怕也未必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