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同意重新撰写《平淮西碑》名为照顾功臣实为加强皇权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林立。元和九年（814年），盘踞淮西的节度使吴元济发动叛乱，朝廷征调天下兵马竟不能将之平定，渐渐力不能支。于是，唐宪宗遂有罢兵之意。宰相裴度力排众议，坚持用兵，并向宪宗请求亲自前往淮西督军。不久，大将李愬率精兵趁大雪弥漫之际攻占蔡州城，生擒吴元济，平定了叛乱。元和十三年（818年），朝廷命曾为裴度行军司马的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立碑于蔡州以纪平淮西之功。但未过多久，宪宗又下令磨平韩愈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旧唐书·韩愈传》如此解释，“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也就是说，李愬的妻子、唐德宗李适外孙女、唐安公主之女魏国夫人韦氏见李愬的功劳被掩盖，便入宫哭诉韩愈所撰碑文不实。宪宗抗不住李愬妻子的苦闹，便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刻碑文。那么，唐宪宗下令重新撰写《平淮西碑》文，是出于对皇亲国戚的照顾，还是因为韩愈撰写的的确有不实之处呢？史学家无法判断，从而使之成为一桩千年公案。好在这两篇碑文都流传了下来，也让后人可以略加分析。
关于最初决策是否讨伐淮西的问题，韩愈碑文说当时朝廷主和居多，包括唐宪宗在内主战的也就寥寥几人。段文昌碑文的说法则不同，他记录的是朝廷大小官员都反对，只有唐宪宗一人坚持用兵。对照史料，韩愈碑文记载的更贴合实际。唐宪宗虽然是安史之乱的中兴令主，但他本人的军政水平不高，唯一值得炫耀的是他会用人、听得进臣子进谏。所以在平淮西之前，唐朝能迅速平定四川、夏绥、镇海等地的藩镇叛乱。但平定上述三镇后，唐宪宗有些飘飘然了，这也就导致平淮西之前，他不顾众臣反对坚持对成德用兵，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段文昌的碑文完全抹杀了当初主战派的功绩，极大地突出了唐宪宗的光辉形象。综合起来，这一局韩愈碑文胜了一筹。
关于淮西各战场将领的功绩问题，是韩碑和段碑的第二大分歧点。韩愈碑文没有突出李愬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而是将他和众位平淮西的将领平等论功，对战争的具体过程叙述得也很简单，让人读完很难看到李愬的特殊功劳，这也是其妻子不满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段文昌写得比较详细。实际上，唐朝平淮西的战争一共进行了三年，即元和九年（814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当时唐朝布置了东、西、南、北四路大军作向心攻击，但收效一直不明显。元和十一年（816年）李愬来到西部前线后，经过一年的准备，趁淮西主力被北部唐军牵制之机，一举袭破淮西吴元济的老巢，取得了战争胜利。综合起来，这一局段文昌胜。
韩愈
关于裴度的作用是韩段两碑的第三大分歧点。韩愈撰写的碑文极大地突出了韩愈的个人作用。比如裴度在代天子去前线督军之前，唐军就取得过许多胜利，但韩愈却将这些胜利放在韩愈督军之后。对平淮西之后的入城安抚一事，韩愈也忽略了李愬的事迹。相比而言，段文昌叙述得比较贴合事迹。这一段，段文昌胜。
关于唐宪宗的功绩问题是韩段两碑的第四大分歧点。韩愈碑文虽然称颂了宪宗敢于决断的帝王风范，却很像客套话，因为他在碑文中更加详细地写明了裴度的功劳。段文昌则大力称颂宪宗，从而掩盖了裴度。从史料上看，韩愈碑文较段文昌碑文真实；但从维护皇权的角度而言，段文昌碑文显然更让宪宗喜欢。
综上，唐宪宗之所以同意重新撰写《平淮西碑》，照顾功勋旧将是借口，更多是希望凭此辉煌功勋树立自己是中兴名君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一点也是有必要的。倘若唐宪宗是李世民重生，那些喜欢反叛的藩镇也会投鼠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