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说》是清朝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撰写的一篇阐述针对喇嘛教政策的文章

《喇嘛说》是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撰写的一篇阐述针对喇嘛教(即藏传佛教)政策的文章。该文刊刻于北京雍和宫内的石碑上。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在派军队击退侵入后藏的廓尔喀军、大将福康安依照谕旨“酌定凯旋事宜”，随后汇总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后，撰写了《喇嘛说》一文。

该文以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四种文字，勒石立碑于北京雍和宫主殿“雍和宫”前院中央的“御碑亭”内。石碑南面为满文，北面为汉文，东面为蒙古文，西面为藏文。此外，御制《喇嘛说》还载于《清实录》、《乾隆御制文集》、《卫藏通志》等史书中。

《喇嘛说》阐明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称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方针。在《喇嘛说》中，乾隆帝首先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命名、来源及发展过程，阐述了清朝皇帝保护喇嘛教的道理，总结了元朝的教训，告诫后代对喇嘛教不可曲敬，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随后，乾隆帝讲述了他以王法制裁高层喇嘛的分裂国家活动的史实，重点说明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及弊端，指出喇嘛教转世是荒谬的，“佛本无生，岂有转世”，“如无转世，数万番僧无可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并提出改革办法，即“金瓶掣签”，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人，或略公矣”。

汉字碑文

喇嘛说：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喇马，(陶宗仪《辍耕录》载，元明称帝师为刺“读作拉下同”马。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作剌麻，皆系随意对音，故其字不同。)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封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记。)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其逹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逹赖，曰班禅喇嘛。逹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逹赖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逹赖喇嘛及班禅呼图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薰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摔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欧随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署之者断舌之律。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从前逹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逹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札勒拉里岗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逹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身者，即如锡哷图呼图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图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子;诺尹绰尔济呼图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布诺们汗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已呼图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图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罪降顺，匍匐乞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汗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逹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掣签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去岁廓尔喀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余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尔喀之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图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于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拿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札苍及仲巴呼图克图，俱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蕃，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瀚御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