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社会日益动荡，百姓不得一日之安宁。在如此社会之中，人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成百上千计流民的出现，对东汉王朝造成了灭顶之灾。

一、 流民考源

“流民”这个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当时的释义是流动的人民。“禁迁徙，止流民”（《管子·四时》），意思是禁止人民跨区域无定所的运动，以此来让他们致力于农事耕耘，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明朝时期，已经有了对“流民”更贴切的定义：“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明史·食货志》）。明朝时期对流民的概念，已经认识到了灾祸战乱对人民的伤害，以及对流民产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层面。

古代士农工商四阶层，除去做官的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农民。所谓“民以食为天”，而农民又是“从土里刨食”，所以土地就是农民的根。

人口居无定所地流亡，必然会影响农业发展，破坏经济支柱。因此，历朝历代都在绞尽脑汁地阻止流民的出现。

今天的我们，早已接触不到流民的存在。但是，面对这些在历史上切实存在过的苦难群体，我们有必要对其生活的艰辛加以了解。忆苦思甜也好，前车之鉴也罢。警醒后人，未来再不可以出现类似的现象。

二、流民出于不得已

苏秦曰：“使我有洛阳二顷田，安能佩六国相印。”（《史记·苏秦列传》）寻常百姓，衣食但求暖饱，不敢奢望什么非分之想的恩荣，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没什么不得已，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做流民呢？

1、苛政猛于虎

在封建社会中，领导资源分配的统治阶级，手中掌握最强悍的剥削工具，就是严苛的税赋政治制度。

汉朝的征税，在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都可谓是“轻徭薄赋”的典范。然而，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宽松的税赋制度下，漏洞不胜枚举。

（1）、田税利不下庶民

孟子认为“十一而税，是王者之政”，汉代田税一度达到了“田租三十税一”（《晋书·食货志》），其比例更远低于孟子的理想政治。

然而，既然实现了如此理想，为什么东汉百姓还会在税赋方面受剥削呢？这要提到一个封建土地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

土地兼并，这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头疼的问题。田税的比例越小，地主的获利就会越大。如果只是一味地减小田税比例，最终获利者只是那些地主乡绅，而普通百姓却难以在其中体会到真正的爱民之心。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制度，仅实现了统治者对自己爱民苦心的自我满足幻想，落于实处则尸横遍野。

（2）、人头税更苦百姓

除去田税，还有一种平均摊派到每个人身上的税赋制度。叫作“人头税”。征税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无论他是否有劳动能力，都要平等地缴纳一定费用。

古代传统讲究“多子多福”，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再加上古代医疗卫生水平不发达，孩童存活率不高，从数量提高概率更成了百姓的首选。为了延续香火，普通百姓会选择多生孩子。

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以供发展生产，兵丁徭役也缺乏青春热血的新鲜力量，统治者自然是鼓励生育的。

普通人家更需要劳动力接替自己生产，避免年老体衰后丧失生存的权利。

因此，常有生育子女众多者，孩子就会形成数量很庞大且无生产活动的担税群体，也就给普通百姓家庭带来了沉重至难以承受的人头税。

当家庭认为，从数量庞大的后代身上难以收获足够价值，反而要超负荷压榨自己现有储蓄时，百姓就会开始“摆烂”，导致生育率下降。

一直到清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找到更合理的制度代替了人头税，才使人口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可叹的是，统治者终于在清朝找到了正确方式，殊不知封建王朝在历史长河中也几近了尾声。

2、民用维艰，难济生存

东汉时期流民众广，政治压迫只是一方面，更艰难则是全社会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天灾人祸。

如果说高强度的税收是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天灾则是深入各角落无法逃避的劫难，而人祸就纯粹是由自私和欲望为王朝掘了坟墓。

（1）、凶饥之因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农政全书》）。作为封建社会支柱性经济产业，农业活动本就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如果自然规律发生震动，产生了自然灾害，那就势必会波及到农业活动的收成效果。

一些学者认为，在东汉时期，世界遭遇了一场小规模的冰河时代。“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盐铁论·水旱》）形容的丝毫不过分，真实情况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可悲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水、旱、蝗，往往会同时发生。东汉王朝短短195年里，有史可循的蝗灾就有38次之多，平均每5年就爆发一次蝗灾。

蝗虫的繁衍速度非常快，因此常被古人视为“多子”的象征。《诗经》中“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描述的便是古人对蝗虫繁殖能力的崇拜。

然而，也正是因为蝗虫的繁衍和顽强生存能力，再加上其对农作物的破坏程度，使得农民避蝗虫如洪水猛兽，谈之色变。

由于天时有恙，就注定了经济震动有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不稳定，最终必然导致王朝政治的覆灭。

灾荒剧烈，也许根本不会影响“朱门酒肉臭”的达官显贵，普通百姓能得到的却永远只有“路有冻死骨”的悲凉。

（2）、饥人相啖

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不仅是名士风流。同时存在的，还有人们不愿承认但又真实存在的惨烈现象——“饥人自相啖食”（《晋书·食货志》）。

虽然史书工笔将流离混乱的起始归罪于董卓，写作“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晋书·食货志》）

但其实，饥荒灾祸不应归结在一人身上，而是早已隐藏在虚假的繁荣盛世之下，借着董卓之乱的导火索彻底爆发，将丑恶明晃晃摆在了历史的桌台之上。

什么“百姓流离”、什么“人多相食”，史书上简简单单八个字，把这惊悚可怖的场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其中的辛酸，未经之人哪能感同身受！

及至“炊断粮”时，“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晋书·食货志》）。哪有人愿意吃自己的同类呢？都是碍于生存而低头，迫不得已罢了。

食物出现短缺，沦落到要“易子而食”地吃人肉。气候本就有问题，细菌滋生，再加上古代医疗卫生水平条件不发达，必然产生瘟疫。

“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这一段，分明是冷冰冰的文字，读来却触目惊心。如此骇人的场面，若不是对生活绝望，谁会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3、战火未尽，虎狼又扑

除去那天灾人祸，还有令人发指的统治阶级，为了一己私欲而大举兴兵，对人民百姓逐层盘剥。如果说灾荒是流民的成因，那么战火和墨吏就是灾荒的推进因素，直接导致了百姓流离。

（1）、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林俊杰的歌曲《曹操》中，有一段歌词：“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东汉时期战争不断，几乎可以称作历史常识。

关于战争的危害，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的论述。

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第三》）。即使是专业进行战争学术的军事家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是“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第二》）的高额消耗行为。

打仗要费钱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消耗品便要从百姓身上盘剥。孔子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论语·先进篇》），将其中的因果逻辑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真可叹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

（2）、硕鼠先吞，莫我肯顾

封建社会，官吏侵吞人民百姓利益的例子屡见不鲜。底层人民曾呐喊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可依然解决不了腐败的现状。

史料记载，汉献帝派遣御史侯汶给灾民放粮，结果死亡人数日益增多。这种诡异的情况，引起了皇帝的怀疑，觉得是有官员窃取了本应属于百姓的生存物资。

于是，皇帝亲自下至民间监督派粮。饥饿的难民百姓感激涕零，说道：“终于拿到手了！”

“今始得之耳”（《晋书·食货志》）五个字，反映出了巨大的信息量。这说明百姓知道朝廷有粮米在下放，却几乎完全没有到真正应得的人手里。

百姓势单力薄，又碍于腐败的官官相护，无法向皇帝上达天听，只能眼睁睁目睹悲剧的发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百姓只能背井离乡，流离逃亡去寻找能活命的生路。

4、树挪死，人挪活

中国有句老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总要自谋生路来活着。

老舍先生的《茶馆》中，王掌柜有一段台词：“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办法，不过是为活下去”。

其实这种人口迁徙流动的行为，历史上并不少见。闯关东、走西口，都是因故乡生存已万劫不复，只能逃离而另寻出路。去追求更富饶肥沃，或仅仅是适宜生存的土地。

穷则思变，古今皆然，“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第十四章》）。

闯关东、走西口，是因生计所迫而逼不得已。同样，东汉时期的穷苦百姓为了生计，也会向适宜存活的地区流动。

在逃亡的路上，“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晋书·西羌传》）。可百姓们别无选择，只能拼死赌一把，放手一搏。

流民，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流民一怒汉难安

人口跨区域的流动，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动荡，产生大范围的影响。东汉时期如此典型规模的流民运动，影响于经济必定势如破竹。

1、人民为盗

水泊梁山有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起义造反。但凡他们有条活路，又有谁愿意背负骂名铤而走险呢？

东汉那个虚晃萧条的时代，人民大规模迁徙。靠乞讨寻营生计，许就不如盗贼之流活得富贵。看着别人昧良心喝酒吃肉，自己守道德规矩却食不果腹，又怎能甘心？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谁都不想做坏人，但真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刻，有几人能守得住本心？最后，都变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2、经济高压

经济学中有一条定理：“物以稀为贵”。土地和物资数量固定，分这块蛋糕的人却如潮水般拥挤过来，平均每人所得就越来越少。

饶是富庶之地，也经不起源源不断的难民涌入。在如此高强度的压力下，富饶地区的经济也会逐渐崩溃。崩溃的地区也沦为贫困，流民数量会呈几何倍增长，东汉王朝的经济被彻底拖垮。

四、总结

东汉王朝的流民问题，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归根结底，统治者没有将人民放在第一位，只刚愎自用地行王霸之业。

如果统治者视百姓为至重，多关注民生以利国本，早点认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或许也不至于覆亡得那样迅速。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读史越深，愈加珍视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当将东汉流民以警世人，切不可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