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开创大宋，宋代文化空前繁荣，这个时期的史籍还有多少？

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汗京，北宋灭亡，此后宋室南迁，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临安重建南宋，直至年忽必烈攻破宋都临安，南宋灭亡，至此两宋共历帝年。

宋朝在其统治初年，鉴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及宦官乱政的经验教训，采取重文抑武的政政方针，尽管此举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宋代文化。

其辉煌灿烂之程度，恰如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所要探讨的宋代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献史籍，自然也是这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史籍的撰述背景是怎样的呢？前文讲到，宋代以史为鉴之风甚浓，宋人魏晋南北朝史的撰述同样也基于此风，具体表现为：

一、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

宋人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首先开始于对前代史籍的校勘。

宋人注重校勘书籍，其勘书之勤、之精，盛况空前。

之所以如此，其因有三：一是经过唐末五代以来余年的战乱割据，虫蠹水浸，能遗留到宋的书籍，绝大部分已经面目非昔，亟需勘补，这是大动荡后国家整理典籍的必经之途。

二是古书以手抄为主，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误写说传是不可避免的，校为正本、善本以遗后学，古今同理。

三是宋代雕版印刷发达，一些书坊为了牟利，刊书之前没有详审精校，以致钟谬百出，这不仅降低了书的使用价值，更是误人子弟。

再加之宋代诸帝一直奉行“崇文抑武”政策，推崇“文治”，因此，宋代官私都极重视文献的校勘，出现了多次对历史文献的大规模校勘。

据汝企和先生统计，两宋馆阁校勘史书共计次，包括北宋次，南宋次。从数据上来看，北宋较南宋频繁，这是与当时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北宋中后期，以屈辱换来的和平还在延续，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较为安定，朝廷有足够的财力与精力去从事文化建设。

到了南宋，尽管统治者也重视文籍整理，但金兵不断侵扰，元军又虎视眈眈，在这样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校书的闲情逸致就难以为续了。

孝宗之后的几代皇帝，则已鲜有校书之记录者。

北宋校勘始于“前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

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了几次大规模校勘工作其中包括咸平年间对《三国志》的校勘、景德年间对前、后《汉书》的复校、对《天和殿御览》的校勘以及天圣年间对《南史》、《北史》、《隋书》的校勘以及嘉祐校“七史”等。此次校勘不仅参加人员数量多，而且奖赏丰厚。

天圣年间校《南史》、《北史》、《隋书》等。此即完成了对《隋书》、《南史》、《北史》的校勘。

景祐年间对《南史》、《北史》的复校。“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同时又对以前所校之书再次进行校“（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

靖康之乱，南北朝诸史散失，高宗于绍兴十四年（下令收集各部散佚史书，将亡缺不全者，收合补缀，遂成七史。

除朝廷组织大规模校勘之外，学者亦私下对各种典籍进行校勘。

另外，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新五代史纂误》；方搭卿的《韩集举正》；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等，都为一代名著。

宋代朝廷及私人对文献十分重视，尤其是宋代朝廷通过几次有计划地对史书进行校勘，在短短数十年之内，系统地完成了对北宋之前的全部十六史的校勘工作。

二、北宋对前代史的整理和总结

自古以来，后兴之王朝对前代历史的整理和编纂，是我国史学发展中的优秀传统，也是我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史学观念，自然也体现了史家忧患意识和借鉴意识。

赵宋王朝继乱世而兴，面临着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的重建等众多问题，统治阶级和下层人民都十分渴望社会安定，因此总结前朝治国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理所当然地进入宋初君臣的视。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凰十分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太祖有感于赵宋天下靠武力得来之事实，欲以文治国，其听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太宗皇帝也曾经对其侍臣言道：“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皇帝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专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

又说：“朕性喜读书，幵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气宋真宗也认为：“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高抬贵手，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正是出于对历史治乱兴衰经验的借鉴，他们都十分重视史籍的整理和修撰情况。

首先是对十七史的整理。宋人所称“十七史”者。通过这次整理，使得“历代事迹，粲然明著，然其中如《魏书》、《宋书》第四十六卷亦阙，盖皆以南、北史补之。”这十七史乃是宋人对五代以前的史书所作的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总结。

其次是对唐和五代历史的借鉴和总结。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北宋承五代后周而来，对唐末及五代的混乱局面有着更深的感触，因此宋朝统治者十分注重对唐及五代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总结。

近人王德毅曾经指出，宋代史学兴盛之因主要有五点，分别为：重文轻武的政风、经世致用的学风、金石学和目录学的发达、疑古惑经之风气及朝廷的奖励气其中，经世致用的学风最为重要。

中国史学大都特别重视垂鉴的作用，因此才会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⑥及“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等一类的说法。

靖康之难，中原沦丧，北宋灭亡，南渡宋室偏安东南，其所辖疆域范围缩减至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且南宋与金、蒙成南北对立局面，此时情境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对立的局面极为相似。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文人士大夫莫不慨然以家仇国恨为己任，希图从古代史学的治乱兴亡之中，寻找治国兴邦的办法，因此“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文人士大夫“至痛极愤，此上下深谋不知寒暑寝食之时也”。

’疾呼不可“坐而讲壳、舜、三代之旧”不可“一切听其为南北之成形，以与宋、齐、梁、陈并称而已者”认为决不可“视宗庙君父之仇如济痒之在身，忍而不搔无害也”。

他们在此种情境下，南宋臣民常有北伐之议，尤以李秦《六朝通鉴博议》、李纲《迂论》为代表。因此这一时期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追溯三国六朝历史的史论著作。

在当时，研究南北对峙条件下的历史最直观的认识即是总结军事地理上的战场经验，因而为了战争的需要，对六朝南北对峙军事地理的总结可为南宋朝廷提供借鉴，一度成为此时期研究的热点。

近人刘咸折曾指出：“南宋人颇好讲南北战事，论述甚多，亦宋史学之一端也。”如陈述东南地理形势之《东南防守利便》，大谈南北之争，江淮形胜可资利用的《江东十鉴》，对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各国攻守形势进行分析的《通鉴地理通释》等均属此类。

另一方面，南宋之立国，其迹近于蜀，因而面对南宋政局的现实性，正统观念愈发显得重要起来。

正统史观中对于如何处理与汉政权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如何面对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五代时期政权中的正统闰朔问题，对南宋局势都有很好的指导性。

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所形成的华夷意识，自然而然也对南宋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斗争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明顺逆、树正统的思想潮流之下，南渡臣民纷纷著书为南宋正统地位的合法性标榜立说。

综合以上，宋人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是以史为鉴思想下的产物。无论是北宋前期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校勘，还是南宋现实情境下被迫对历史的回顾和借鉴，都离不开以史为鉴的思想基础。

宋代皇帝重视文治，官私史书及类书种类繁多，这些书籍极其重要的应世功用便是对历代书籍目录进行整理。

魏晋南北朝史籍几经战火，能够流传到宋代的也已不多。通过对宋代《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五部目录性书籍著录魏晋南北朝史籍情况进行整理。

宋代书目对魏晋南北朝史籍的著录不尽一致，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战乱对史书的亡佚有着不可避免的摧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典籍的流散、亡佚与战乱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能保存下来的史籍已然不多，早至北宋，尽管历朝皇帝尽力征书，然终不能完全收录。

更为可惜者，“造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巾经过这次战乱，官方藏书几乎损耗殆尽，同时，私人藏书亦无法幸免。

私人藏书家众多藏书散佚于南逃途中，从而对史籍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另外，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书的亡佚。由于很多魏晋南北朝史籍现今已然亡佚，使得宋人书籍中对其的征引具有了很大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