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宋徽宗真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文艺爱好者？

说起宋徽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昏君，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而且在其他的方面也有许多的造诣，比如说在书法造诣方面就有很高的成就。我们现在所说的瘦金体，就是宋徽宗所开创的。这种字体即使是放在现在，也显得非常的好看，可以说宋徽宗对于文学艺术以及艺术领域的钻研是十分的深刻的。宋徽宗的昏君形象，主要来自儒家的塑造。宋徽宗生前对旧党的压制，得罪了程朱理学的信徒。他试图利用艺术和宗教来巩固自身权力，同时将艺术事业视为政治事业的一部分，这在儒家看来也不可理喻。对于靖康之变，宋徽宗和儒家士大夫应当共同负责。对于宋徽宗的这种全新观察，源于跳出了儒家道德评价的框架。

下面我就为你徐徐展开宋徽宗一生的画卷，重点为你展现宋徽宗究竟怎样得罪了儒家士大夫，这又怎样影响了历史对他的评价。

宋徽宗想要终结北宋的党争，这为什么会和儒家士大夫产生矛盾？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宋徽宗刚登上皇位，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党争。在当时，这种党争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正常运作，所以，宋徽宗就采取措施终结了党争。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宋徽宗却因此和儒家士大夫产生了矛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新党和旧党的党争，这就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了。公元1069年，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发动了一场变法，当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被称作“新党”，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被称作“旧党”。王安石变法的过程和结果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只说其中的一件事，那就是这场变法在客观上扰乱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在王安石变法以前，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斗争中有一条共识，那就是不管哪一派上台，都不能搞打击报复，要容忍反对派的批评。王安石却破坏了这个规矩，新法出台以后，司马光等人表示反对，王安石就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把反对派统统赶出京城。这种行为打破了先前的共识，从此，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党争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宋神宗死后，继位的是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当时，宋哲宗年龄还小，就由宋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很赏识司马光，重新起用了他。司马光掌权以后，就把新党的人全部赶走。高太后去世以后，宋哲宗亲政，他觉得旧党以前总是围在高太后身边，对他这个皇帝很不尊重，于是就重新起用了新党，又对旧党进行打击报复，甚至把司马光的墓碑都给推倒了。你看，新旧两党之间冤冤相报，矛盾越积越深。更严重的是，这种党争使得王安石的新法时而废除，时而恢复，政府朝令夕改，使百姓觉得无所适从。

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没有留下儿子，他的弟弟、也就是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成为宋徽宗。宋徽宗决心终结新旧两党的党争，他的想法是在两党之间搞平衡，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他在即位以后的第二年，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意思是在两党中保持中立，联合两党，恢复国家的安定团结。宋徽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当时有一位名叫曾布的大臣，建议宋徽宗同时任用新旧两党的大臣，对两党的意见都要听取，选取其中的最佳意见。这个建议与宋徽宗不谋而合，于是宋徽宗就重用了曾布，让他去联合新旧两党。事情看上去很美好，不过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宋徽宗的预期。

旧党根本不愿和新党和平共处，又对新党发动了攻击。即使是对曾布这种主张保持中立的大臣，旧党也不肯放过他，经常上书弹劾他，说他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宋徽宗被旧党弄得不胜其烦，意识到联合政府的想法并不现实。而且，旧党和新党之间有一个显着的区别：旧党比较看重道德，喜欢说一些大话、空话，新党却比较看重具体的行政事务；旧党喜欢批评皇帝，新党却相对比较听皇帝的话。

旧党和新党之间的这种区别背后有着很深的背景。旧党的家族大多在乡村拥有大片土地，属于既得利益集团，而新党依靠王安石变法的机会才得以上位，属于政治新秀。王安石颁布的新法，大多又冲击了旧党的利益。比如新法中有一项叫“青苗法”，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国家出面向农民提供贷款，等秋天收获了，农民再连本带利还钱给国家。在青苗法颁布以前，乡下的地主就是依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才能在农民还不上钱的时候，合法兼并农民的土地，现在政府出面放贷，利率还比地主放的要低，这就断了地主们的财路。地主们就向他们在朝廷里的靠山告状，这些靠山就是所谓的旧党。所以，旧党当然要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了。

宋神宗在位时，旧党中有一位元老名叫文彦博，宋神宗有一次对他说：新法对士大夫或许是有些不利，但对于百姓又有什么不利呢？文彦博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和我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啊！言下之意是说，你要是得罪了士大夫，那你的皇位是坐不稳的。

旧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又不能公然说变法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打出了道德的旗号，指责变法是追逐利益，不符合儒家的道德。儒家追求的是道义，道义和利益是不能并存的，所以，旧党喜欢讲仁义道德的大话。新党和他们不一样，因为要变法，变法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他们对财政税收之类的事情更感兴趣。同时，旧党树大根深，所以敢对皇帝指指点点；新党却都是后起之秀，更加依赖皇权，所以他们一般比较听皇帝的话。

在宋徽宗看来，新党更懂行政事务，又更听话，旧党却经常给他添乱，那与其费尽力气维持新旧两党的平衡，不如干脆排斥旧党，重用新党，这样自己不是省心得多吗？于是，他改变了策略。这有两个标志，首先是更改年号。刚才说到，宋徽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其实只用了一年，随后就改成了“崇宁”。这个年号是有讲究的，宋神宗的年号是“熙宁”，崇宁的意思就是推崇宋神宗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推崇王安石的新法。

宋徽宗改变策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任命蔡京当宰相。当时的宰相是旧党的人，宋徽宗决心与旧党决裂，选一个新党的人当宰相，他选择了蔡京。为什么是蔡京？蔡京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好，《水浒传》里的蔡京，那可是奸臣的代表。其实，真实的蔡京要比这复杂得多，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很有才能，尤其擅长理财。刚刚当上宰相，他就着手改善国家财政，在浙江杭州和福建明州地区设置了市舶司，对贸易船只收取关税。他还重新丈量了土地，并收取土地税。蔡京担任宰相的第二年，宋朝政府就消灭了财政赤字。同时，蔡京还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比如他建立了“居养院”，收留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以及孤儿、残疾人等等；他还建立了“安济坊”，专门治疗没钱看病的人。说白了，就是福利院加免费医疗，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在宋徽宗的支持下，蔡京长期担任宰相，他一直压制旧党的势力，维持着政局的稳定。宋徽宗在位一共26年，在这26年里，党争比神宗、哲宗两朝要消停得多，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穷人也获得了一定的福利。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蔡京为国家创收的同时，也加重了既得利益者的负担。比如他重新丈量土地，得罪的当然主要是乡间的大地主，因为他们平时经常瞒报土地，逃避税收。总之，宋徽宗终结了党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付出的代价是他得罪了一大批旧党官员。旧党虽然在当时遭到了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还拥有一个思想武器，叫作“理学”，而这在南宋又被朱熹发扬光大，成为所谓的“程朱理学”，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理学在基本立场上和旧党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都强调道德，反对变法。理学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程朱理学里的“程”说的就是这兄弟俩。宋神宗曾经召见过程颐，向他请教怎样治理国家，程颐说要想治理国家，皇帝首先应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分清忠奸善恶。宋神宗对此很不屑，认为都是没用的空话。不过，旧党却很赏识二程的理学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正好可以为他们所用，对王安石进行道德批判。程颐就曾经受到司马光的推荐，就任洛阳国子监的教授。

理学是旧党的思想武器，所以宋徽宗在位期间，一直崇尚王安石的思想，压制理学的发展，但在南宋以后，朱熹等人大力传播理学，理学在士大夫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渗透进了科举考试。终于，在南宋第六位皇帝也就是宋理宗在位时期，理学获得皇帝的承认，被认定为儒学的正统。到了元朝，理学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理学翻身以后，所有的官方史书就都笼罩在理学的价值观之下了。《宋史》写于元朝，里面专门设了一个《奸臣列传》，把蔡京和前面提到的曾布都列了进去。《宋史》还把宋徽宗也写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给他的评语是：宋徽宗什么事都做得好，就是不会做皇帝。于是，宋徽宗就这样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宋徽宗对艺术和宗教的追求，为什么也会得罪儒家士大夫？

你看，掌握了话语权的儒家士大夫，真的是**不用刀，可以重塑一个人的历史形象。不过，刚才说的这些本质上都是****，要说宋徽宗因为这些得罪了儒家士大夫还可以理解，接下来我再给你讲另一个问题，宋徽宗这个人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追求，可就是这些个人追求，也引发了他与儒家士大夫的矛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能会问，是不是因为宋徽宗沉迷于这些爱好，耽误了本职工作，所以引起了儒家士大夫的不满？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宋徽宗的艺术和宗教追求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政治目的。你可能觉得奇怪，这些看上去不都是个人爱好吗，怎么也会有政治目的呢？举个例子，宋徽宗非常热爱园林艺术，这件事使他受到了很多非议。尤其是为了建园林而搜罗的“花石纲”，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江南的方腊起义，起因就是花石纲让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只能起来造反。

比如，他在京城汴梁建造了着名的“艮岳”。之所以叫艮岳，是因为“艮”是八卦中的一卦，代表东北方，而艮岳正是位于汴梁城的东北。宋徽宗建造艮岳，除了个人享乐，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宣扬道教。艮岳建成以后，宋徽宗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主要是说艮岳如同人间仙境，代表了天人合一。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宋徽宗对于道教的推崇。他为什么这么信奉道教呢？除了个人因素以外，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北宋儒学的一股重要思潮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约。宋徽宗就想跳出儒家的框架，自封道教的教主，从而获得更高的权威。

宋徽宗曾经和一位名叫刘混康的道士非常亲近。刘混康是茅山上清派的第二十五代宗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茅山道士”。宋徽宗曾经去拜访过刘混康，还经常与他通信。从现有的通信记录来看，宋徽宗对于各种征兆背后代表的天意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那些所谓的凶兆，宋徽宗总是请求刘混康为他提供详细解释，这样他就可以采取措施来化解。这些凶兆大多与国家大事有关，尤其与宋徽宗自身的权力有关。公元1103年，宋徽宗下令全国各州都要修建一座道观，都取名为“崇宁观”，因为崇宁是当时的年号。崇宁观主要负责在皇帝诞辰那天举行庆祝仪式。到了那一天，宋徽宗会在皇宫中举行盛大的庆典，各地的崇宁观也要开放三天，供士大夫和百姓前去上香，祈祷皇帝万寿无疆。可见，宋徽宗试图用道教来塑造自己的权威，因为道教中各种神灵的上下等级关系，就仿佛是人间的宫廷。宋徽宗试图将宫廷的秩序与道教中神灵的秩序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为他的权力增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

宋徽宗崇信道教，试图摆脱儒家的制约，这当然会与儒家士大夫产生冲突。更严重的是，宋徽宗追求的政治目标也和儒家有所不同，这进一步影响了后世儒家对他的评价。宋徽宗追求的是宏大的盛世气象，他认为艺术成就也是盛世的一部分，是一种政治事业，所以，他认为国家应该扶持艺术的发展。

比如，宋徽宗曾经编过一套书法作品的收藏目录，叫作《宣和书谱》，里面收录了很多皇帝的书法作品，比如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还称赞唐太宗和唐玄宗在当时资助了一大批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他并不认为皇帝和书法家这两种身份有什么冲突，相反，皇帝推动书法的进步，这体现了对文化的尊重，恰恰是一个皇帝负责任的表现。

再比如，在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学校教育里面增加“画学”这个科目，专门培养画家。他还在京城汴梁举行绘画考试，考中了就可以录入翰林图画院，成为官员。如果把他的这种做法放到人类历史当中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更大的意义。在欧洲中世纪，美第奇家族统治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他们也曾对艺术进行大力扶持，着名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受到过这个家族的赞助。美第奇家族还把一座郊区别墅改造为培养年轻艺术家的学校，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他的早期艺术生涯。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的孵化器。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国的艺术也确实在宋代达到了高峰，一些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