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章惇：不过是党争的牺牲品，哪里谈得上“奸”？

北宋的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宦海浮沉多年，最后死在贬所。

《宋史》将章惇收入“奸臣传”中，称：“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这涉及两件后人常提起的趣事。

其一，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同侄子章衡一起考取进士，但他的侄子考中首名，而章惇名在其下，所以当年不受敕，后来又考，终于考取进士甲科。其二，章、苏年轻时同去旅游。《高斋漫录》云，章惇与苏轼同游仙游潭，深涧之上只有一条横木为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苏轼不敢过，章惇却平步而过，荡起一根藤索，从容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苏轼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

言：“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从这些趣事来看，章惇的确有胆有识。

以科举进身的章惇，历任商洛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等地方官。后来，章惇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推荐召试馆职。这次考试虽然合格了，但未能出任馆职，改任武进知县。

倘若止于此，章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自古及今，大小官员多如牛毛，随着时光的流动，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脑海。偏偏章惇赶上了提倡变法的年代，又受到王安石的重用，并且因为勘乱有功，得到宋神宗赏识。从此，这位有胆有识的人，便在宦海多次浮沉，啮人也被人啮，刻画出供人深思的轨迹。

章惇的仕途，与改革相关，更与党争相伴。宋代在熙宁变法前，行政、军政、财政执掌于中书、枢密院、三司三个机关，缺乏通盘考虑，兵、财、民三权脱节。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主张变法改革的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中书和枢密院长官兼领，掌管新法的制订和颁布。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

王安石实行新法，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纷争，于是也就有持支持态度和持反对态度的两党。以王安石为魁首的变法图强一派为新党，反对变法革新的一派为旧党，司马光是代表。熙宁七年四月，旧党借旱灾肆虐劝谏神宗放弃变法主张，宋神宗第一次解除王安石宰相职务。熙宁八年二月，神宗皇帝又重新启用王安石。复相之后的王安石，所面对的政治局面更加复杂，举步维艰，终于在熙宁九年春向神宗再次提出辞职。

罢相后，王安石寄居江宁，直到死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属人之常情，倘只施与日常小事，没有指责的必要；若对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感情用事，互相倾轧，必定延误时机。

北宋顽固的党争，并未因王安石的罢相而结束，作为新党一员的章惇，仍然要承受跌宕起伏的日日夜夜。

章惇在熙宁二年二月进入三司后，又担任过许多职务，在神宗去世之前，仕途基本是坦荡的。元丰二年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曾施以援手，认为“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这极难得。

人间多的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惯见的是落井下石，难见从井救人。节骨眼上的一句话，可以杀人，也可以使人活。神宗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已任参知政事的章惇与宰相王珪等人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幼的赵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了。这个大事，章惇他们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日后为章惇埋下了祸根。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去，年幼的哲宗即位，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即同文彦博、吕公着一起建立了旧党的统治体系，政府的重要机构很快被旧党所掌握。占据优势的旧党，全力打击新党，他们认为王安石不遵守礼制，专用个人私见，应该立即废除一切变法内容；认为新党以非为是，兴害除利，害民误国。

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是一个奸臣。

旧党执政后，新法大多被废除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等，都遭到排挤和打击。元祐元年闰二月，章惇罢政闲居。元祐四年，旧党将蔡确《游车盖亭诗》加以引申，指斥为诬蔑高太后，将蔡确发配至新州而亡。之后，旧党把较为出名的新党成员大约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别归附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名下，称为“亲党”，张榜于朝堂之上，使他们永世不得为官。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

政局开始朝着对新党有利的方向变化。绍圣元年，哲宗启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一直担任相职，直至哲宗去世。政治纷争与复仇心理左右着章惇，左右着新党，也左右着旧党。那时开科取士，以能诋毁元祐之政为准绳，否则不能金榜题名；擢升官职，亦须有反对元祐之政的履历，否则不为当政者所接纳。不过复行的新法对元祐法令有所采纳，并没有一概否定。哲宗曾问：“元祐亦有可取乎？”章惇答曰：“取其善者”。哲宗死，徽宗即位。章惇遭到罢斥，新政第二次被废除。罢相后，章惇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两年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

党争，历朝历代都存在，不单单一个宋朝如此，但宋朝应该算比较厉害的。围绕变法与否，王安石、司马光新旧两党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影响极为深远。今日我们回望此处，除了需要实事求是剖析两派各自的见解，还要看到党争对理性的遮蔽，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脚步的羁缠。

以章惇为例，他本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人，但因先被王安石重用，便卷进党争不可自拔。初时，新党打击旧党尚有坚持改革的宋神宗掌握大局，还不至于太出格；但后来的党争，基本是由最高统治者主持的，旧党无情打击新党，也是因为有巨大的后台。熙宁变法断断续续，历时十几年，与高层变动大有关系。

新党、旧党之争此起彼伏，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种损害。以章惇、苏轼的关系来说吧，他们本是朋友，但章惇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两个人便决裂了。新党旧党彼此借鉴整人的招数，不失时机进行报复。比如，元祐中旧党罗织成“车盖亭诗案”，新党则也相应地制造了“同文馆之狱”；元祐旧党将新党八九十人的名字“榜之朝堂”，谓之“亲党”；绍圣初，新党亦籍定元祐党数十人，蔡京为相时更有“崇宁党禁”、“元祐奸党碑”。

宋代的治国理念，与前后朝代相比虽有好多不同之处，但并未突破兴亡的窠臼。以党争来看，那种怪圈周而复始，没有寻求到一种使人正常表达思想的途径。从个人的人格来看，不论新党还是旧党，好多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这不是个人德行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制度、体制问题。参与党争的人，摆出公允的架势，以道德为棍棒，丑化他人美化自己，无疑把道德看成了关键。

章惇，不过是党争的牺牲品，哪里谈得上“奸”？在非彼即此的背景下，在强调“祖宗之法”的环境里，“奸”也好“忠”也罢，不过是一种帮派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