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发生一事李渊心悦诚服原谅李世民篡位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爆发，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唐高宗李渊在诏书中也只能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仅两个月后，李世民登基，李渊做了太上皇。没多久，李世民便开始对李渊在位时的大政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李渊颇重宗室，在位时曾封王数十人;李世民上台仅三个月，除了几个有战功的，已经封王的宗室统统被降为“县公”，其间充斥着杀伐决断，根本看不到半点对太上皇的尊重与顾忌。

贞观六年，御史突然上疏，说大安宫比起皇宫来“尚为卑小”，必须大作休整，才能“以称中外之望”——基本已是直接用国内外观瞻来向李世民施压，让他重视太上皇很有问题的居住状况。御史甚至对此时正在外避暑的李世民直接开炮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催促李世民早日回宫，“以解众惑”。天下哪有儿子乘凉、父亲捱热的道理?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

很明显，除了政治生活的彻底淡出，李渊竟然连最基本的居家养老都过得不太如意，大唐的士大夫阶层因此对李世民颇有怨言。

同样在贞观三年，一件更让李渊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李渊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来自于与当年旧臣勋戚把酒言欢，其中与他最亲近的当属裴寂。尽管裴寂在李渊退位之后基本上就成为了政治花瓶，但到了贞观三年，李世民突然找了一个与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将他罢黜并遣返回老家。当他驳回裴寂想留在长安的请求时，竟然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话说得相当不厚道：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养老，就算很不错了

贞观四年，一桩突发的历史大事件似乎让李渊从去年的郁结心情中走了出来，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冻关系也随之迎来了转机。

这一年，大唐在与多年死敌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连颉利可汗也被俘送至长安。李渊显然回想起了起兵之初被迫向突厥称臣的屈辱往事，不禁心情畅快，心悦诚服地慨叹：我儿子灭了突厥，为我报了大仇，“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家国天下的大格局面前，李渊终于放下了，当年被逼退位之恨也不再提了，因为儿子帮他报了国仇。接下来的场面与之前的父子离心大相径庭——父子二人都喝High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跳起了舞，父慈子孝，一切心结似乎都已烟消云散。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史书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频频在打猎后，给太上皇献上猎物的记载。到了贞观六年十月，父子关系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巡归来的李世民和皇后到李渊的寝宫送上了很多礼物，其后更是大摆家宴，“夜久乃罢”，最后李世民竟然要求亲自为李渊的车驾拉车，李渊觉得不合适，就换成了太子代劳。

伴随着大唐国运的昌隆，皇家大团圆也逐步趋于美满，与儿子关系渐入佳境的李渊开始部分回归政治生活。贞观八年三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时，突然大发感慨，“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

李世民听见后，哭着给父皇敬酒，将功劳都追溯到了李渊身上，这极大地满足了李渊的自尊心。长孙皇后甚至亲自为公公理鬓梳头戴帽子，看到李渊的白发后感叹公公“发白都尽”，然后李世民就又和她一起哭得稀里糊涂，温馨场面一如民间的几代同堂，参加宴会的大臣们“莫不内怀感悦”。

还是在贞观八年，李渊回到了他熟悉的阅兵场上，重温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阅兵后兴致大发，他又在宫中举行了一场三品以上高官都要参加的宴会。席间，他命突厥可汗跳舞，又命南越酋长诵诗，场面盛大至极。李渊此时又发了一句着名的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对于太上皇爱面子的路数越来越熟悉的李世民马上就接过了话，说自己从小就接受太上皇的教育，平定天下的功劳不是我的，而是太上皇的。这场酒宴，又喝到了半夜。

从李渊和李世民的和解过程来看，大唐对外战争的胜利成为和解的最大成因。儿子帮李渊报了向突厥称臣的奇耻大辱，盛世让他这位开国皇帝也与有荣焉，臣子们与李世民将功劳让与他，更是成为了李渊一碰就乐的敏感部位;而盛世也极大增强了李世民的执政自信，他碰见父亲时再也不用为当年玄武门之事而尴尬了，更关键的是皇位也随之牢不可破，再也不必担心来自父亲的威胁，这也让他越来越乐于给予父亲更为宽松的政治生活空间，而这反过来又推进了父子关系。如果李世民在位期间边患四起、内政不安，和太上皇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微妙变化?太上皇旧臣会不会图谋复辟?皇帝会不会先下手为强?幸好，在盛世面前，很多政治矛盾都会被消解，至少是深深地埋藏了起来。

这对父子的故事似乎是以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结束的，但是，最后一则史料却破坏了这个善良的计划。

贞观九年五月，李渊以70岁高龄驾崩，结束了他低开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一开始，李世民表示要以刘邦长陵的高标准为父亲营建献陵。但由于工期紧张，在房玄龄的建议下，降低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标准进行，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这似乎没有什么，但魏征却揭开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家事。

李渊驾崩的第二年，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规模比献陵更大的昭陵时，悲伤的李世民专门在宫中修了一座高台以远观。一次，李世民邀魏征一起登高远观昭陵，魏征故意说看不到，李世民就指着昭陵的方向告诉魏征。这时，魏征相当大胆地来了一句：“以为陛下望献陵。”如果说的是昭陵，那还用特意仔细看吗?昭陵那么明显，比献陵大多了。

作为盛世君主之父，太上皇李渊的“前盛世”政绩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由于儿子的政治光环过于耀眼，他注定是被掩盖、被低估的盛世背影。更无奈的是，被逼交权本应该赋予他的道德优势，却在盛世的喧嚣中显得那么无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