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贪图享乐，好大喜功

早在开元之初，玄宗在倡导节俭、禁止奢侈的同时，已经流露出了追逐豪华的倾向。先天二年（713年）正月，玄宗即位不久，就与太上皇一道，在长安城大合伎乐，观看彩灯，夜以继日，长达月余，在严挺之的进谏批评下，方才罢休。太平公主之乱端倪初见即被平定，玄宗在承天门楼宴请王公百僚时，别出心裁，下令左右随从在楼上洒金钱，让百官在楼下争抢拾取为乐。

开元二年（714年），在下令“不急之务，一切停息”的同时，开始营造兴庆宫。在焚烧锦绣珠玉以示不复再用的同时，又派人到江南寻找珍禽异鸟，供宫廷园林赏玩。上行下效，开元时期社会上的奢侈豪华只不过比中宗时期稍稍有所收敛而已，并未根除。玄宗要为王皇后之父建筑高坟，宋璟进谏阻止，并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说道：“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但是，宋璟的这种谏议，对开元时期的玄宗而言，已经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到天宝年间，玄宗更是把相关的谏诫置之脑后。

从开元中后期起，唐玄宗就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上至王公百官，下到庶民百姓，无不在千秋节大宴三天，歌舞欢庆。天宝七载（748年），又更名千秋节为天长节。宋代人在写史的时候，对玄宗的千秋节颇有微辞，称：“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着其详。”在千秋节，玄宗不仅自己游玩宴乐，极尽挥霍，而且万民同庆，举国欢腾。仅兴庆宫前的一场乐舞杂技表演，就不知要浪费多少钱财。

为了讨好玄宗，王公外戚纷纷向玄宗献上精美食物，号称“进食”。显然，过多的“进食”，会使人眼花缭乱。玄宗和贵妃食欲再好，也无法对付数不清的山珍海味。玄宗想了个办法，专门设置了一个官职，称之为“检校进食使”，让精于品味的宦官担任，把那些花样翻新的进食先挑拣一遍，选择出其中最好的，再进献给皇帝。“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安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玄宗自己追求奢侈，下面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也纷纷竞相“赛富”，一掷千金，骄奢淫逸，使社会风气变得极为奢靡。

开元天宝之交，李林甫的富有已经十分有名。“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碾，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予，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从李林甫开始，宰相的威势陡然增加。以前的宰相还讲究点平易近人的美德，到李林甫为相，宰相就成了凶狠霸道的代名词。“故事，宰相居台辅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简易。自林甫承恩顾年深，每出车骑满街，节将、侍郎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案吏。”。李林甫本人在生括上的奢侈自不待言。除了达官贵人外没有进入官僚阶层的富商大贾，其奢侈比起豪门幸臣来，也毫不逊色。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朝廷没收的长安城的一个不法商人任令方的财产，竟达“六十余万贯”。长安的富商王元宝，家资巨万，致使长安居民干脆称钱为“王老”。据说，玄宗问他有多少家产，他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致使玄宗感叹说：“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王元宝仅仅住宅里面的一个礼贤堂，就令人吃惊：“以沉檀为轩槛，以磕硖毯地，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钱穿线骼于后园花庭中，贵其泥雨不滑也”，被人称之为“王家富窟”。李白在《古风》中描述了天宝年间的情景：“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蜕，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就拿玄宗喜欢的斗鸡来说，善斗鸡者，往往可以供奉禁中。有一斗鸡小儿贾昌，极得玄宗的宠幸，被天下称之为鸡神童，致使民谣说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由玄宗倡导的这种社会风气，使天宝年间的浮华达到了极点。后人评价说：“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正是在这种花团锦簇的繁盛之中，隐藏在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开始逐渐显露了出来。姚崇在人相时，就曾向玄宗谏以“十事”，其中一条就是要刑赏得当，不滥施刑罚。史称：“姚祟、术璩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景善守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之为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面姚宋，他人奠得比焉。”从中也可以看出玄宗的志趣，开元元年（713年），晋陵尉杨相如上书给玄宗，其中也曾论及刑政之事：大法贵篱雨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筒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玄宗看后，大以为然。

对内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广开言路，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在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友善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根据中国法家思想，君主要在群臣之上建立绝对权威。这种权威不是靠才能和威信，而是靠法、术、势。所以皇帝在位期间，不得不花大力气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玄宗则不然，他们的君臣关系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友善关系，皇帝似乎不必担忧会降低自己的权威。要造成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气氛，要求皇帝不仅有足够的才智，而且要有宽广的心胸。太常少卿姜皎是玄宗过去的好友，在诛窦怀贞时又立了大功，常常出人卧室之内，和皇后、妃子坐在同一个座上饮宴。如果说姜皎还属于宠臣的话，那么对待姚崇、宋璟等大臣的“恩礼”便可证明玄宗待士以礼的真减。二人每次进见，玄宗都站起来迎接，走时都送到门外。姚崇退休后，命姚崇五天入朝一次，仍旧进入阁内供养，对其恩礼更厚，有了大事都要向姚崇咨询。遇大臣以礼，这还属于形式上的东西，同时还必须有实质内容，那就是能听劝谏。玄宗即位以来，励精图治，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他即位之初，即采纳严挺之关于节省民力的劝谏。用姚崇为相，姚崇首先谏以“十事”，玄宗欣然采纳。他所用宰相韩休、张九龄都以直言敢谏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