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的咏史诗创作
（一）王维的咏史诗创作
王维不仅是出色的田园诗人，同时他的咏史诗也写得很有特色，他的咏史诗可分为妇女题材、君臣题材、豪侠题材和隐士题材等几类，约10余首，主要代表作有《息夫人》《西施》《班婕妤》《过始皇墓》《李陵咏》《夷门歌》《偶然作》等。
1.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情怀
王维咏史诗不多，但与其山水田园诗风貌完全不同。《李陵咏》之咏李陵、《偶然作六首》之咏楚狂与陶潜、《夷门歌》之咏侠士侯嬴，都写得慷慨豪迈，既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气，又有重个性、任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且看两例，一是《李陵咏》：
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
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
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
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
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
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这首诗主要是把李陵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刻画李陵的悲剧命运。诗人写李陵的出身名门、少年壮气、征战沙场，都写得飞扬壮大。而对于李陵的结局，又让人不能释怀。本为投躯报国之士，却成为背恩忘耻的罪人，他的“深衷欲有报”，除了苏武又有谁会相信？世间有甚于死者，莫过于背负一个千古不赦的恶名，与杀身成仁相比，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诗人对李陵且叹且怜，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然而诗人虽感叹却并不哀伤，依然以颂咏英雄为主调，读起来壮气十足，呈现出特有的盛唐气象。
再来分析其《夷门歌》：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为赢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
亥为屠肆鼓刀人，赢乃夷门抱关者。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
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这首诗吟咏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侯嬴和朱亥，主要突出一种豪侠意气。以12句共84个字，叙述了魏无忌信陵君与京城大梁夷门小吏侯嬴之间的故事。一方是信陵君真诚的礼贤下士，一方是侯嬴轻生命、重义气的高风相酬。在简洁的诗句里，形象地塑造了历史上这两位人物的高大形象，其中也寄托了诗人的义气豪情。参照前一首，可以看出王维咏史诗中激扬慷慨的现世情怀，与山水田园诗中宁静淡泊、万事不关心的诗人形象判若两人。这些咏史诗多创作于诗人较关心社会现实之前期，由此可以看到王维作为封建士大夫更为真实的一面。
2.融入个性化的议论
王维咏史诗的另一个显着变化就是融入了更多的议论。诗人个性化的叙述，有时就是个性化的议论，比较典型的是《西施咏》：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
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
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
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
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
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其中既有“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样精辟的议论语，又处处以叙为议，主体的情感态度蕴含在个性化的叙述之中。由于诗中议论的加强，真实体现了盛唐诗人对历史独立思考的自我意识。
总之，王维咏史诗的艺术特色较为鲜明，叙事精要，气韵流转，而又具飞动之势。在王维诗中，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审美意义更为突出。对于他所吟咏的历史对象，王维有着深入亲切的体察。他要表现的不是历史人物的外在形迹，而是其个性、精神与内在的情感。因此他完全摒弃了初唐咏史诗“叙”、“赞”式的体例，不对人物事迹作直接的叙述，而是集中笔墨来突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本质，在叙述中融入了更多的审美创造。如其《夷门歌》中对朱亥、侯嬴豪侠意气的刻画，《西施咏》中对西施娇骄之态的刻画，《偶然作六首》之四中对陶渊明任性天真的形象刻画，都形象生动，由外及内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印象深刻。
（二）孟浩然的咏史诗创作
由于孟浩然多年隐居鹿门，故其咏史中多以汉末南郡襄阳人庞德公作为题材，在诗中对不肯屈就于刘表而愿意携妻子登山、采药的隐士抒发崇敬之情。《题野人园庐》《题鹿门山》《登鹿门山怀古》《夜归鹿门歌》等，都是在咏庞公中融入了诗人的志趣。如其《登鹿门山怀古》：“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沙禽近初识，浦树遥莫辨。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养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一改悲慨古人、赋写沧桑的怀古模式，在清幽可人的山水描写之中，缅怀东汉一代名士庞德，表达了追步前贤的隐逸情怀。沁人心脾的山水美景与发人幽思的历史感怀有机地结合，展现出盛唐因地怀古诗的独特风貌。
借历史人物以寄寓心志，是孟浩然一贯使用的手法。他写阮籍的嗜酒能啸和擅长弹琴，“竹林七贤”的相聚酣饮，俞伯牙、钟子期的寻觅知音，都是为了流露自身之狂傲。他在送别诗中时刻忘不了以陶潜的醉酒自比。尽管他有时说话非常洒脱，但真实的一面却是：林泉之隐并非可以一了百了，他在寻求一种“不得解脱的解脱”，而他在心里，却永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实体。
四、边塞诗人的咏史诗创作
盛唐边塞诗人参与咏史创作的主要有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等，他们在咏史诗的创作上各有侧重。王昌龄集中于歌咏宫殿苑囿的题材，有《长信秋词》五首，拟托汉代班婕妤史事，其《浣纱女》，托意于吴越史事西施和郑旦之事，寄寓了讽刺荒淫的主题。高适咏古诗侧重咏古代将相、豪侠、思想家和音乐家，组诗《宋中十首》，分咏梁孝王、刘邦、景公、孔子、庄子、宓子贱、春秋五霸。其中对宓子贱的吟咏，寄托了诗人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反映了他重视以仁爱治国、追求政风清简的政治愿望。高适还把咏叹主题集中于“济苍生”和“安黎元”方面，代表作《三君咏》歌颂了唐代三位功臣魏徵、郭元振和狄仁杰。以本朝人作为歌咏对象，可以算诗对张说的《五君咏》所创范例的承续。而边塞诗人岑参则立足于王朝更迭、君臣遇合、士子命运的描写。
（一）高适的咏史诗创作
1.高适的生活经历与儒家思想
高适是一位家境贫穷，长期困顿，拓略不拘，胸怀王霸大略，傲岸自负，气质慷慨的诗人。高适生平主要分前后两个阶段，50岁左右是这两段的分界。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颀说他：“50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在这50年中又大致可分为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两个时期。在北上蓟门以前，他20岁曾赴长安求仕，失意而归。10年托身陇亩后，他为了寻求立功报国的机会，北上蓟门。在北上途中，他游于魏郡（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睹物抒怀”，写了借古抒怀的重要作品《三君咏》，以后转入浪游梁宋时期。这一时期直到天宝八年举有道科为止。这时期，他一面是“渔樵孟渚野”，另一面是做富贵人家的宾客，即本传所说“以求丐取给”。有时也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广交朋友，投诗于达官贵人，寻找仕进的机会。长期的困顿，使他苦闷悲愤，但用世之心未尝减退。他在《咏史》中写道：“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通过借古抒怀，表达了自己对前途的自信。
此后就转入诗人后一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两次入仕，这是高适个人历史变化的时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宝八载（749），他的诗才受到宋州刺史张九皋的赏识，奏其所制诗集于朝，“荐举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适至此获得一个入仕机会，心情非常兴奋，炎炎三伏天，他10日就赶到了长安。中第后，被专权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只授他一个小小的封丘县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县尉的身份送兵出塞，到达清夷（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安史之乱后，高适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战后，受萧宗嘉奖，官至封疆大吏，成为天宝时期的显达人物。由上可知，高适一生追其功名，向往儒家修齐治平，最终也是功成名就。由于他经历丰富，对社会认识较深刻，因此其咏史也多抒发怀抱和志向。
2.借汉喻唐，以表达对边塞的忧虑和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志
儒家入世思想是诗人的主导思想，高适的咏史诗，无论讥世刺时，还是抒发理想、感叹命运，都贯穿着干预现实和执着进取的人生精神。《辟阳城》咏叹汉高祖时辟阳侯审食其与吕后私通的丑闻。近人刘师培《读全唐文发微》一文认为“讽杨妃之宠兼刺元（玄）宗之色荒”，看来并不为过。刺君主昏庸之作，如《登百丈峰》其二，讲述晋武帝司马炎因封宗室而酿造成“八王之乱”，以及因除去州郡而造成“五胡乱华”之史事，所咏与《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之“西晋何披昌，五胡相唐突”用意相同，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历史忧患感。诗中还讽刺晋惠帝司马衷因昏聩无能而导致诸王混战，以致四海鼎沸，生灵涂炭。诗人陈述史事，分析乱因，其目的在于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借鉴。
高适在咏史中擅长借汉喻唐，以表达对边塞的忧虑和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志。他侧重歌咏的是名将，如汉代霍去病、李广和卫青等；他所欣赏的侠客有朱亥和荆轲等，这与其“（生）性拓落，不拘小节”，“朔气纵横，壮心落落”的个性和豪情相吻合。因此在作品中可见他所咏人物，或怜、或悲、或赞的不同感情，并形成了“直举胸臆”，“气骨琅然”，“感赏之情，殆出常表”的独有风格。有人评说他的诗近于左思，是很有道理的。但也应看到，高适的作品，比左思多了一份历史沧桑感，如他模仿张说而作的《邺都引》，以“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二句发起，吟咏魏宫的荒芜和信陵君的宾客不再。诗中穿插了信陵宾客、侠客、行人，构成了意象的多层面特征。清人吴煊、胡棠《唐贤三昧集笺注》认为该诗“开后人故迹凭吊诗之法门”，从这点看，是左思等人所难企及的。
（二）岑参的咏史诗创作
岑参是着名的边塞诗人，他的咏史作品也成就颇高，他的诗基本不见叙史痕迹，而代之以对古往今来世事沧桑陵替的深刻感慨。诗人往往以特定古迹作为载体，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来寄托主体的历史幽思，将同一场所的时空相叠合，构成整体组合式的审美时空。如其《登古邺城》：
下马登邺域，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此诗显然比张说的《邺城引》意象化程度更高。全诗采用一系列古今结合的意象来组织时空，如像空城、东风、野火、飞云殿、望陵台、漳水、春色等。古今变迁、历史沧桑就记载在由这些意象构筑的境界中。城空尚有余殿，或令人想见昔日的繁华，而人去不可复知，可见生命之短暂。只有东风、流水、春色，年复一年，不改初衷。当年曾为繁华增色，如今只堪伴人惆怅。这些写景抒情的句子已远远超出对一时一事的感慨，进入到对历史本质的解读中，但这种解读是通过审美意象所支撑的时空结构来表现的，因此更属于诗意的解读、审美的解读。在岑参的诗作中，靠特定意象来结合古今、传达历史感悟的手法，已运用得相当普遍和纯熟，如《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等，都将情与景、古与今结合得紧密而自然，表现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已上到一个新台阶。这对于咏史诗在艺术上的定型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盛唐时期的咏史诗，在封建社会少有的盛唐精神的感召下，表达了对国家盛世局面和君主丰功伟绩的激情颂扬，浓墨重彩地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豪情壮志，以及对君遇臣合的由衷向往。虽然诗人们也会怀才不遇，但并没有消沉颓靡的色彩，失意之中仍带有奋发的人生意气和时代精神。他们也会对社会问题给予揭露与批评，以沉着的理性态度探讨历史治乱成败。但目的却是怀着“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的济世热忱，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总之，此时期的咏史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题材开拓性，是在盛唐精神、气象影响下文人心态的全面反映，展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