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瞧不起所谓“文人” 明亡后烧掉33岁前诗文

导读：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顾炎武一贯的思想，至少是顾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

顾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他跟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并称为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初期的三大儒。作为中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超前的想法，在《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里，顾炎武有一段话，是大家耳熟能详，也一直津津乐道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区别了“亡国”和“亡天下”两者的不同，“亡国”指的是一朝一代的灭亡，就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他进一步论述，认为像“亡国”这样的事情，主要的责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的责任由“匹夫之贱”承担，平民百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的责任。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这种对举，是以往所没有的。再进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间也有着相互对举的关系。国家是以君臣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义为本的。也就是说“保国”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义的问题，所以他要特别提出：“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亭林文集》卷二《莱州任氏族谱序》)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个人，而是指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抽象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经纬天下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他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指的是孔子。作为“天下”的核心的那个“人伦”，是维系着风俗、政事和国家的最根本的观念，超越于政治权力、政治组织之上。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里面，再三地讲到，如果不讲廉耻的话，那么“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变化的。而那个不变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核心的、人伦的价值观念。进行这两者的区分，对顾炎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权的变化，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用顾炎武当时的语汇，前者叫做“易姓改号”，后者叫做“仁义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换成了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王朝，这叫“易姓”;从明朝改成了清朝，改号了。但“易姓改号”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对顾炎武他们来说，是一种“仁义充塞”的现实局面，就是“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他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不可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他用的是传统的语汇，什么“亲亲”、“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咱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不得变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这是顾炎武的一种希望，就是人心应该是延续不变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把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练、加以升华，咱们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怎样坚持遗民立场?顾炎武提出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

顾炎武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指向现实感受的。如果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那个时候算起，公元1644年，顾炎武虚岁32岁，他在明王朝政治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是步入中年了。进入清王朝，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所谓“遗民”。

顾炎武有一首诗里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亭林诗集》卷一《精卫》)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文人士大夫，用当时的话说“变节”了，原来在明朝当过官的，投降了清政府，像“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一样，又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而顾炎武选择了不变，“身沉心不改”，心是不变的。在政治的意义上，他的心是忠于明王朝的。但是他的身已经“沉”了，不可能再有明王朝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你无法改变，但主观的文化价值、人生价值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身和心的分裂，你就知道顾炎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谓“遗民”自居，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

当然顾炎武和其他的人相比，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时坚守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立场，当时很多人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顾炎武可以不出仕，不做官，他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他母亲的遗言。他母亲临死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坚决不可以出仕，不可以事二朝，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顾炎武多次受到清朝的征召的时候，可以有个很好的借口：再怎么地，你这个朝廷不能让我不孝。

在当时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顾炎武多次强调这种双重遗民的意识，同时也希望当时的政权能够接受这种遗民意识。他说：“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他以东汉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例，说当时袁绍(袁本初)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郑玄到他的营中去，郑玄最后死在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顾炎武说：“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一》)就是你别逼人太甚，人家愿意当遗民你就让他当遗民。“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澜书》)，要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希望能够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现实处境，去影响政府，来改变一下遗民艰难的处境。

顾炎武一方面劝统治者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劝这些遗民，甚至遗民的后代们，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怎么样做呢?顾炎武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因为中国古代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读书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其墓志铭》)。

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顾炎武认为不一定。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

顾炎武在“身沉心不改”、身心分裂的思考下，更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他认为，忠、孝、节、义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所以他讲“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要区别大忠、大孝、大节、大义，和小忠、小孝、小节、小义。

这对顾炎武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活着还是死去?

有的人殉国了，顾炎武毫无疑问地肯定他们。但是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他认为不一定。活着也还有好几种活法。有的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挖个地窖，躲在地下，通过穴口，家人可以送饮食给他，这叫“土室遗民”。也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做和尚去了。有的人逃到山里面去做隐士。而顾炎武是另外一种选择，他是在世成为遗民，同样可以坚守自己的仁义道德。

顾炎武讲到“人臣遇变时，亡或愈于死”(《亭林诗集》卷三《潍县》)，不死，或者叫“无死”，也许比死更重要。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你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活着首先是生存，还有延续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要肩负着种种的道德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当时人们首先面对的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留发和剃发的问题了。《孝经》里面讲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顾炎武觉得剃发能够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他觉得“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这是大节、小节的问题，只要能保全生命，只要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剃发就剃发吧，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跟人交往。你躲到深山里面，天天和动物、植物在一起生活，这可以。但是你只要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能不跟普通的人交往，尤其是跟出仕的官员交往。那该怎么做呢?顾炎武选择了交往。最有意思的交往，是他和他的几位外甥。

顾炎武的妹妹嫁给了姓徐的，生了几个孩子，徐氏兄弟非常出色，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中了状元，中了探花的，后来都做了翰林，做了咱们现在叫部长一级的官了。顾炎武一开始是不跟他们交往的，但是后来，他不避嫌疑地跟徐氏三兄弟交往。到北京的时候，又多次在徐家兄弟家里住。还多次给徐家兄弟写信，甚至对他们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训诫。因为他是长辈嘛，不断地劝诫他们应该怎么做官，特别强调的是对道德的坚守和传播。徐氏三兄弟在顾炎武晚年的时候，给他盖了个别墅，让他回昆山老家，因为顾炎武到处流浪，尤其是晚年都流浪在山西，外甥希望他叶落归根，但是他坚决不回去。为什么呢?还是坚守他那种道德立场，因为他一旦回老家去，让几位晚辈来赡养他的话，他觉得就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品节。这就是顾炎武为人既通达，又固执的地方。

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顾炎武发愿“笃志经史”，守护和传承文明的种子

顾炎武不仅仅是一种生存处境的选择，他还有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他讲到，我在中年以前，跟诸文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中年以后，尤其是五十岁以后，要专门研究的是“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文集辑补·与黄太冲书》)，我要思考这些最核心的文化的命题。

那么这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呢?这跟他五十岁这一年，就是1662年，康熙元年，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系。明王朝在崇祯皇帝自尽以后，进入了所谓南明时期，就是在长江以南，先后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被俘，在这一年的四月死于云南。在这之前，你还可以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毕竟还有流亡政府在，现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再进行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呢?这年三月，顾炎武跑到了南京孝陵痛哭一番，进行了新的文化选择，要“笃志经史”。

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顾炎武一贯的思想，至少是顾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所以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顾炎武现存作品是他33岁以后的。他是江苏昆山人，当地有个说法，叫做“归奇顾怪”，归庄和顾炎武这两个人都比较奇怪，是狂生。那么“归奇”，咱们现在还能知道，因为归庄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但是“顾怪”咱们就看不太清楚了，因为顾炎武在入清以后，虽然很耿直，很固执，但这还谈不上怪，咱们现在看到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刻板的学者的形象。

顾炎武一再贬称唐宋以来的所谓“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他赞同宋人刘挚的说法：“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器”主要是一种学养，一种人格，“识”是一种实践，是伦理道德的坚守。“士”和“文人”的这种区别，他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去。

在五十岁以后，顾炎武慢慢地淡化了他政治遗民的身份，而更强化了他作为文化遗民的身份。他在现实社会当中更为通达了，跟清朝政府的官吏们，尤其是跟徐氏三兄弟的交往更多了。但是在文化遗民的坚守上却更严谨了，更自觉了。他提出一种理想，说：“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亭林诗集》卷五《春雨》)巢父、许由这样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逃到山里去做隐士，那是求一身之善。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穷经待后王”，期待将来的人，能够用我的这套学问，我所坚守的文明，再创新的文明。“穷经”不是一般的皓首穷经，而是有着很明确的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他讲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种责任他“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所以他选择了着书立说，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王者起，将以此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这是顾炎武的现实认识，觉得现在的君臣们都不行，将来也许有人可以。那么将来的人是谁呢?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典型呢?有!就是他讲到的文中子和唐太宗。文中子即王通，隋朝的学者。王通的学问杂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而这种儒道合一恰恰成为唐王朝治理天下的学术、思想的根本。顾炎武是以王通自诩的，王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好多学生，后来成了辅佐唐太宗的名臣，像房玄龄、杜如晦。王通的学问既是一种思想学术，也是一种政治方略。顾炎武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追求。而像唐太宗这样的君，就是顾炎武心目中的“后王”、“明君”。

顾炎武以自己的追求，体现了大写的“人”的存在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