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语言文字政策的失误

阿诺德。汤因比（英）认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要做到大一统，总要建立一套用于思想交流的官方媒介系统，它不仅包括一种或多种口头交流的语言，而且还必须包括基于书面符号的视觉记录即文字系统，后者对大一统国家更为重要。

现代科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汉字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和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绵绵不绝传承的科学而完备的文化载体。自从仓颉造字以降，汉字对文化的积淀与提升、对几千年民族的统一认同功不可没。全球四大古文明，比较完好地保存的仅有依托汉字的中华文明，其他古老文明都如其古老文字的消亡一样，即使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已如暮鼓晨钟耳！

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嬴政，以周天子之牧马人后裔的身份，一举灭六国，它虽立朝苦短，但最大的功绩还不仅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也不仅是第一次建立了规范而先进的郡县体系，不仅是以修建了历朝无数军阀、盗墓者觊觎而一直无从下手今天仍是世界性难题的始皇陵墓，也不仅是修筑长城和灵渠，而是秦始皇以“书同文”的伟大决策，使中华民族有了统一的语言文字。即使在今天，中国境内方言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了欧洲各国，但拥有包含同样文化信息的、自秦汉以来一直使用的汉字，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中华民族最终一统的恒久力量。

黄金家族固有数万里江山，然其语言文字特别是文字的杂乱，使之立朝建国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逃迅速衰落的结局。神奇的是：黄金家族从来没有，哪怕是尝试性地去利用自己的征服之便，顺势把蒙古语推广到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从东欧平原到长江三角洲，从喀尔巴阡山到爪哇岛的广大地域。

随军事征服跟进的语言文化统一才是真正的、完整征服。在黄金家族的蒙元皇室和主要以蒙古、色目人组成的军队主要使用蒙古语言和后来诞生的八思巴文字，以畏兀儿人和蒙古人为主组成官僚阶级的大地主主要使用蒙古语和当时的畏兀儿文字，广大的汉族、契丹、女真等人民则使用汉语言和汉字；在黄金家族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政府使用的是新波斯口语和古波斯阿拉伯字母；在黄金家族的察合台汗国和术赤钦察汗国，使用的是当地多数游牧民族的突厥语；在黄金家族可能的一支苗裔实际所建的蒙兀儿印度汗国，在印地语、乌尔都语的环境中，官方语言居然采用了风马牛不相及的波斯语言，而文字却使用了突厥文字。

可能在黄金家族看来，语言文字的极端灵活性能使他们骑在马背上征服天下，所以在别人看来，语言文字的同一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在黄金家族看来也可能一直不是问题，从历史和当时的情况看似乎的确如此：在元太宗窝阔台汗、元定宗贵由汗、元宪宗蒙哥汗时期，鉴于蒙古没有自己的文字，加之扩张速度太快，对帝国各地的文字基本要求是“属地化”，即被征服地区的文牍，原则上用本地文字书写。于是，蒙元一代直至元灭亡，帝国往来文字多达数种，远远超过了今天的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不同语言文字长期并存，使得蒙元帝国不同于中国其它大一统朝代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也成为蒙元帝国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要简单地把当时蒙古人文化水平的高低和智商进行类比：事实证明不少人不仅好学且学有所成，当时的蒙古人中同时精通和掌握几种语言、文字似乎并不是难事，如漠南汪古部赵王统治的天德军丰州即通行着六种文字，各级达鲁花赤在地方治理中往往多语并用、多文并行。在蒙元帝国从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直到世祖忽必烈的大约一个世纪时期内，不少黄金家族和蒙古贵族子弟精通汉字、畏兀儿字、契丹字，甚至掌握古波斯字、古叙利亚字、古亚美尼亚字，放在今天都有些不可想象。

我们注意到：畏兀儿文字对蒙元帝国比较重要。这是因为在铁木真西征的进程中第一个遇到的比较文明和发达的族群就是畏兀儿人，这个当时以信仰佛教为主的民族，对蒙古人表现出了其它民族少有的顺从和服膺，并且以其聪明才智为蒙古人后来的征服和统治尽心尽力，因而蒙元帝国一直对畏兀儿人友好有加铁木真及其后裔很长时间都把先期被征服的畏兀儿人和契丹人视作被自己保护的对象，他还曾把自己的女儿也立安敦公主嫁给了畏兀儿的亦都护（首领）；在征服了波斯和花剌子模等地方后，在数百个相当于县的行政区设置的民政官员（断事官）达鲁花赤也多数由畏兀儿人担当。1204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后，把俘虏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叫至跟前面授机宜，令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写国书”，为蒙古人使用文字（畏兀尔文字）之始；在呼罗珊和伊拉克被征服后，窝阔台大汗任用塔塔统阿在那里代行行政长官的权力。

身为蒙古人的阿尔浑。阿赫，就因为熟谙畏兀儿文字，而于1243年1255年，被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脱列哥娜监国从中书省派往呼罗珊和伊拉克任民政官；1206年铁木真还正式诏令用畏兀儿文字书写“青册”（即登记户丁、赋税的文件），连“札撒”这样的法律性文书，在蒙元前期也基本上是畏兀儿人书写的专利。

那“札撒”可不一般，他是铁木真在1206年称成吉思汗时制定的一部法典，既有部分宪法的功能，也有大量“专门法”的内容，是黄金家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与强力的军事民政关系相结合，而经过神圣的忽里勒台大会民主形式产生的严格的纪律，它曾经具有神圣的权威，而书写札撒的畏兀儿人也就随之受到了黄金家族尊重。

元世祖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蒙古的文字建设做出了贡献。他1260年继位后，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命其统天下佛教，同时，认为“文治方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于是命八思巴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根据蒙古语音语调，在吐蕃、印度文字基础上创制了包含42个字母的蒙古字（1264年制出畏兀儿文字变体式的蒙古字；1269年制出借鉴汉字的方体式蒙古文字），鉴于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字的功绩，当年，又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大宝法王。

但是文字依然没有统一，部分原因在于蒙古人习惯于以战争为主要工作任务和生活方式，征服进程推进过快造成黄金家族里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再有就是八思巴字虽为一个创造，但其限于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在推广中遇到了很大阻力。还有一点比较重要，蒙古所征服的区域，多数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八思巴这种缺乏文化寄托的文字自然很难推广。特别是随着蒙古帝国和元朝二位一体体制建立，以及察合台汗国、术赤汗国、旭烈兀汗国等藩属国先后出现，虽然表面上都维系着以元朝为蒙古民族、黄金家族最高代表的外部形象，实际上已经独立运作、各自为政了，这样一来，生活在各自当地主流文化的各实体中的黄金家族后裔们，反而成为八思巴文字推行的阻力了。

即使在元朝直接统治的版图内，语言文字的同一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台湾着名蒙元史学者萧启庆先生认为：当时的蒙古人的意识形态中，“大元”不过是“大蒙古国”的延续，因而统治对象中以汉人或者高度汉化的女真、契丹人、党项人等为主要人口组成，但是并不以汉地为限。所以蒙元朝廷仅仅将汉语和汉语文字列为官方语言和官方文字之一，而并未像其他中国封建王朝那样完全以汉语为各民族共同语言。

即使因为积极有效地秉承“汉法”并大体采用中原传统政治制度而被一些蒙古人所“诟病”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基本接受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衣钵同时，还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普遍帝王”，从而在理论上接受所控制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文字，而不是独重汉语。入主汉地以后的蒙元帝国，一直对汉族为主体的汉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高度的文明心有余悸，虽不得不采用了大量的“汉法”和使用为数众多的汉族官员，但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了畏惧和疑虑，所以在有元一朝，直到元惠宗末期，国家高级官员更多地还是依赖于蒙古人和色目人，仅以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计，出身蒙古、色目的朝官就占到了总数的44.9%，大都和京畿地区地方政府的比例是30.6%，在大都以外其它地区政府的比例占28.6%。这样的氛围，自然导致语言文字的互不相通，也缺乏一致性的条件，还使得本来就很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长期设置了大量的翻译人员（必阇赤和怯里马赤），行政的管理效率更加低下。

畏兀儿文字曾经长期为元廷使用，古印度梵文文字则在元朝比较崇尚的佛教系统居主流地位喇嘛主要来自于吐蕃、尼泊尔和畏兀儿。各地达鲁花赤（民政官、断事官）除了畏兀儿人以外还有大量随蒙军进入中原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阿速人、阿兰人、亚美尼亚人等色目人，他们又使用古阿拉伯文字和古波斯文字等文字，当然，人口最多的汉人则通行汉字，这样，就使得蒙元一直到被朱元璋赶出大都北京（1368年），官方文字一直是分属不同语系、结构大相径庭的汉字、蒙文、古波斯文（时称“回回文”）三种文字同时使用，在语言文字系统上都处于非常混乱的局面。

不过元朝文字的杂乱倒是产生了一个值得今天庆幸的副产品，这恐怕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大汗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就是由帝国及其各藩属国给后人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古文字史料，各自用不同的语言文字撰写，互相可以对照和印证，为我们研究12-16世纪蒙元治下的中国历史和亚非欧历史提供了弥足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