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秘史：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明代16位嗣君中，他是最可称道的。他统治的二十二年(14O2—1424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光辉最活跃的时代之一。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创立者，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政冶方面，对外着重于“防”，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这与时代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其忽视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关系，推行海禁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国与海外国家间的关系逐渐削弱，许多国家已多年不派使臣来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明显下降，兴武十三年(138O年)甚至出现爪哇国无端杀害中国取道爪哇去三佛齐国的使者这类大大损害国威的事件。周围的国际环境很不安宁，最突出的问题，是安南国(今越南中北部)国相黎季在建文二年(14OO年)夺取该国政权以后，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不仅向南侵占了占城国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向北侵占了中国广西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进而将侵略魔爪伸向云南，造成了中印半岛和中国西南边疆的紧张局势。中国东南沿海以至南海、南洋群岛一带，局势也不稳定，部分残留的反明武装力量和一些不法亡命之徒，以沿海岛屿为巢穴，不仅经常骚扰沿海大陆地区，并且为盗海上，劫掠过往商旅，阻挠中外贸易，劫持各国来华使节，阻断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正常交通往来。自有一番抱负的成祖，当然不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

另外，此时国内经济十分富庶。朱元璋本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深刻体会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的道理。他吸取元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出现了“仓廪充积，天下太平”“外户不阖，道不拾遗”的稳定繁荣局面。农田耕种面积比洪武初年扩大了四倍，库存粮食比元朝增长了两倍，从京都到各州、府县的粮仓里，粮食都堆得满满的，有的已经陈腐发红而不能吃了；纺织、矿冶、陶瓷、造船、印刷等手工业生产，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全国形成了三十三个大都市，商业贸易空前活跃，国家的财政收入，足以支付南讨交趾(安南)、北征沙漠、营建北京、遣使西洋等各项巨大费用。内河、海道、陆路交通都很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刺激了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追求，再次提出了积极开展海外贸易的需要，海外国家同样也有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愿望。

与此同时，京都和各地传闻四起，纷纷扬扬，南京城破之日，建文帝没有蹈火自焚，那是从瓦砾中扒出来的、烧焦了的尸体，乃是皇后马氏的遗骸。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当靖难军攻入南京时，一位太监提醒朱允?说：太祖临终之前，曾留下一只铁匣，叫建文帝在危难之时方可启看。建文帝忙差人把那只铁匣拿来打开一看，里面放有剃刀、僧帽、袈裟和一张度牒(和尚的执照)。建文帝明白太祖的用意，遂装扮成和尚的模样，从宫内水道中逃走。对于建文帝逃亡的去向，则众说纷纭，有说云游国内云南、四川、江苏各地，也有说已经远遁海外。对此，成祖朱棣深感不安。因为他是凭藉武力推翻侄儿朱允?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在今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罕见。而在当时人看来，则是一件以庶篡嫡、背祖乱宗的犯上行为，不仅前朝旧臣饮恨含怨，日思兴复，在“瓜蔓抄”(指对所谓建文帝死党及其亲友家属的查抄和诛杀)酿成的一件件血案中，很少有人屈膝求饶。就是一般百姓，心理上也适应不过来，苏州地区的百姓就曾乘机闹事。朱允?作为正统的继承人，作为“仁”君，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有号召力。朱允?的存在，对朱棣帝位的巩固和政治的稳定，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此，他一面派胡?遍行国内各州、郡、县，暗中察访，同时也拟派人去国外了解建文帝的踪迹，顺便了解各国对他即位的反映，并向各国政府宣传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争取各国的拥戴和归附，借以转移视线，安定国内民心。

从以上种种需要出发，自成祖登基后第三个月起，就派遣大批使者四处活动，无论是东是西，还是东南或西北，也不论是远是近，还是陆地或海上，“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同时明令宣布，欢迎各国使者前来中国，明朝政府一律以诚相待，既可以在政治上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在经济上开展贸易。对于携带本国产品来中国交易的，中国政府不加干涉，对于某些误犯禁律的行为，中国政府也不治罪。还下令恢复了被朱元璋废除了的市舶司(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制度。重新在浙江、福建、广东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事务。各市舶司设置驿馆，负责招待海外各国来华的使者和商人。在最高学府翰林院内开设“八馆”，培养通晓西文(印度)、回文(阿拉伯)、缅甸文、蒙古文、女真文等八种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招收年轻的举人和国子监太学生入学，称为“习译书”。所有这些，都表明成祖要拓宽对外友好的大门，以实现其“超三代而轶汉唐”、“内外安宁、永世太平”的宏愿。

就以遣使西洋来说，在郑和之前，就有闻良辅、宁善、侯显、马彬、李兴、尹庆、张谦、谭圣、杨信、周航等人，分别前往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暹罗、旧港、苏门答剌、柯枝、西洋琐里、古里等国，这些国家也多派使者，随之来中国回访。郑和下西洋，只是继此以后的规模最大的外交贸易活动，是明成祖对外开放政策的集大成之举。

郑和使团每访一个国家，首先进行的是一系列外交礼仪，然后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贯穿在这两项活动中的，是传播中国的先进文明，以感化各国归慕之心，除此之外，还负有肃清海外、缓解各国间的矛盾、建立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和平局势等多重使命。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也有文化的。郑和下西洋先后有七次，每一次所处的背景和要完成的使命也不尽相同，所以对某一次的目的，还要做具体的分析；笼统地以某一个目的来概括郑和下西洋的全部活动，是困难的，也是不恰当的。明清以来，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也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动因和使命的复杂性。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从总体来看，政治上的目的是首要的。也就是要实现成祖给海外国家敕书提出的“君主天下，万国顺服”的目标；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的目的是次要的，是从属于政治目的的；至于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则是开始几次的附带目的，并且是由郑和等少数领导成员秘密掌握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