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触目惊心的各地害民官吏

〇触目惊心的各地害民官吏

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工作粗糙，扰民害民，要抓；那地方省级领导、府州县衙官僚扰民害民，毫无疑问，也抓。如：“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县官王廉、苏良等，害民无厌，恬不为畏。造黄册、科敛于民；朝觐，可敛于民；买求六部宽免勘合限期，科敛于民；征收二税促逼，科敛于民；造上中下等民册，科敛于民。其赃官赃吏实犯在狱，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钞银、毡衫、毡条、毡褥、毡幭、头疋等项，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县闻此一至，且不与原指寄借姓名处追还，却乃一概遍府州县民科要，平加十倍。如此害民，其心略不将陕西百姓于心上，踌蹰民人苦楚。且如西凉、庄浪等处，河州、临洮、岷州、洮州军人缺粮，着令民人趱运。地将盈雪尺余，深沟陡涧，高山峻岭，庄农方息，老倦未甦，各备车辆，重载涉险，供给军储。中路军颓牛死者有之，人亡粮被盗取者有之。若牛死车存，人在中途，进退两难，寒风凛冽，将欲堕指裂肤。上畏法度，谨遵差期，虽死不易，苦不胜言。设若到卫交纳，淋尖跌斛，加倍输纳，无敢妄言。如此艰辛，布政司、府州县官，按察司官，果曾轸念于民？为此法所难容，各科重罪。”

无独有偶，与陕西毗邻的山西也发生了相类的事情：“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州府县官关贤、武宣等，赃贪无厌，视民岂如禽兽。且如泽、潞等州、平阳等府，粮饷北供，山高风猛，地概溜冰，雪盈川野，冷切人骨，寒逼牛心，中途车摧牛死，虽有人存，进退两难。且纳粮之难，犹颇少苦；其纳草之艰甚矣，一车之草，比度雁门，止足泽、潞车牛之用。民人负细软，诣大同、蔚、朔、雁门等处，易草输纳。有司欲取民财，实难言语，故行刁蹬，必欲本处载去。致使民人转运艰辛，不胜之苦，惟天可知。呜呼哀哉！有司食天之禄，岂有天灾人祸不至者耶！今之所犯，法所难留！”

洪武中晚期，朝廷曾想调集大军23万，开往北疆去，当时计划征发民夫10多万。皇帝朱元璋是这样合计的，2个兵士合用1头驴，所用驴夫1人，因此23万大军全部开往北平，至少要征用民力11.5万。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能开往北平的军队只有10多万人，能征发的驴夫民力也只有5万多。听到手下人的这般报告后，洪武帝心里很不愉快，本想迅速对蒙古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了，但眼下的这般情况还真让他头疼不已。而每当要举行重大的军事活动时，他总是习惯地观察一下天象，看看是否可行，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当观察到天空呈象不利于军事用兵时，朱皇帝马上发出指示：“兵归各卫，驴留北平，命布民间，各户分养，甚便于民。”农民出身的人当了天子可能会更多地从农民生计角度考虑问题，按照洪武爷的想法，就让北平郊县的农民前来认养这些官府征集的毛驴，然后各自带回去就地牧养，这样就不会太扰民害民，更不会有草料费用等开支。可北平布政司经历董陵云以及郊区的府州县等官员却不这么认为，要是让老百姓各自领养了毛驴，政府官员还能有什么“作为”呀！于是他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实行圈槽喂养毛驴，让各家各户出钱，专门雇佣驴夫在官府指定的地方养驴，一来可以在运作过程中捞到好处；二来上级领导要是到我北平来检查工作，看到这样蔚为壮观的养驴场面，肯定会大大地褒扬咱们，这叫做“一举两得”。于是他们下令，发动群众踊跃缴纳“爱国驴费”。不多时就在北平当地将一个个驴场做大做强了。

听说北平地方官员竟然这般自作聪明，扰民害民，朱皇帝气得几乎要吐血。时隔一段时间了，他在御制《大诰》中还极其愤怒地说道：“呜呼苦哉！为民父母，当方面者及牧守一方者，不能造民福而造民祸，有若是耶！且驴在野，各户分养，草料不费，人工不妨。役令团槽，每驴妨夫一名，出城取草，归家取料，往复艰辛。且又设计于民，科敛棘针，擅盖牢墙，其奸计亦如溧阳科荆杖同。患民之殃，不可胜数。其官吏董陵云等恬然不以民为艰，取财肥己，岂有天灾人祸不至者耶！事觉，枭令之。见者戒之，推己以及人，毋蹈此非！”

北方地方官这般明目张胆地害民，南方的会好一点吗？朱元璋在《大诰》中同时给我们讲了好多南方官场上的稀奇百怪的事情。

〇歙县吴庆夫当了乡间收税官，可神气了，科敛重税，危害一方，最终让朱皇帝给废了！徽州歙县有个叫吴庆夫的人，本是个平头百姓，但他脑子活络，看到衙门里的人个个牛气冲天，就萌生了当官的念头。可在那个年代里要想当官是很不容易的，不像现在社会中即使是个没人看得上眼的“三陪服务人员”，只要她能交上个有权有势的露水“好老公”、“好干爹”，或者只要是“我爸为某某局长、市长”，转瞬之间就能捧上人人羡慕的金饭碗，甚至连高中都没毕业就可以在官衙里头领到公务员的财政工资，衣食无忧地当起“准公务员”来。洪武中期朱元璋拿定了主意，恢复科举制，所以说若是你要想当官做“公务员”，就必须得参加科举考试，且要凭着自己真实的水平去博一场，但这又谈何容易，不是有人这样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暂且不说这十年寒窗有没有人问，就说“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又有几何？又到何时？吴庆夫想来想去，觉得走这条路太辛苦、太费时，要么就来个“短平快”，来点实实在在的，即使当不了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就当个准公务员也相当吃得开啊。想到这些，吴庆夫就将家里的钱财搜罗了一遍，然后通过熟人递给了歙县县太爷。没多久县太爷让人传话过来，叫吴庆夫就地任职家乡的巡阑官。巡阑又可写成巡拦或巡栏，是负责催促一地课税的小吏。虽说他不属于明代地方上正式编制内的“公务员”，但毕竟还是官府的人。由此吴家的父亲、儿子、兄弟等个个都变成了“准官府里的人”，他们横行乡里，“上持官府之威，下怀肥己之奸”。

有个乡民叫程保的因为耕种需要买两头牛，吴家人将此告诉了吴庆夫，吴庆夫一听说此事就赶到了程家，向程保发出缴税的命令。乡间小民程保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同乡“官人”吴庆夫来要钱，心里顿时十分害怕，乖乖地将钱拿了出来。吴庆夫一看只有几百文，哪肯罢休，一再恐吓，从程保那里足足榨取了26贯。依照洪武时期的货币换算：1贯=铜钱1000文=白银1两=1石米，1两黄金=4贯=4两白银。26贯钱等于26两白银，也等于26石米，这在明初洪武时期已是相当重的负担了。可吴庆夫却不管这些，拿到钱后将小部分象征性地交给了官府，大头部分则放入了自己的腰包里。

来钱极快、又轻松“自如”，权力的魔力简直就让人疯狂。不久之后又有人告诉吴庆夫：最近有人从外地贩了一批干鱼到歙县乡下来，据说生意做得还蛮好的。吴庆夫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随即派出了探子，寻找贩鱼商人，向他征收重重的商税。贩鱼商人说：我刚将干鱼运来，才开始做买卖，没你要的那多税钱。吴庆夫说：“钱少不要紧，你缴给我30斤干鱼，作为实物税就行了。”贩鱼商人还想解释一番，但看到吴庆夫那凶神恶煞样，只好遵命而行了。做买卖的要缴纳重重的税收，搞贩运的同样也不得轻松，时间一长，歙县当地人都知道了吴庆夫的恶名，谁也不愿意当冤大头挨宰被坑，于是能少做买卖的就尽可能少做，能不做的就尽可能不做。这下可急坏了吴庆夫，大伙儿都这样，他的收入一下子少了许多。这可怎么办呢？嗨，有了，听人说附近有个村民到山里去砍了些木头，运到了家中，随即将旧屋做些改造。对，就冲着这个名目也上去收税。山区人老实，见到官府的人就乖乖地将手中仅有的80贯钱给了吴庆夫。人们听说后从此再也不敢盖房起屋了。这样一来，吴庆夫也愁啊，到哪里去弄钱？只见他眼珠子一转，鬼主意就有了，叫人通知各家各户，不管现在开店不开店的，也不管有没有门面做生意的，只要是你家做过生意的，就得一律交钱。

歙县当地人给坑苦了，幸好那里距离南京不太远，朱皇帝听说后愤怒地说道：“呜呼！民人起盖房屋，居在万山之中，木植系是土产，又系自己山场，民人乐太平之年，起盖房屋以安家眷。今吴庆夫如此生事搅扰，民何得安。耕牛二只系客商处买来，已有入官文契，又行着要26贯。其卖干鱼客人，步挑至于深山去处，能者挑百十斤，力中者八十斤，力小者六十斤，本人税讫三十斤（指上缴给吴庆夫的），又于遍处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以此观之，如此强豪奸顽，民何生理？！”随后洪武帝下令，让法司部门差人上歙县去，将作恶多端的吴家一行人押到南京来，吴庆夫被凌迟处死，他的弟弟及其他一起为恶者，枭令示众！而后朱元璋在《大诰》中就此告诫人们：“今后为巡阑者，倚恃官威，剥尽民财，罪亦如此。三十分中，定例税一（即三十税一），岂有重叠再取者。今后敢有如此者，虽赦不宥！”

徽州歙县尽管离首都南京不太远，但毕竟还是有段距离的。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大概就是讲在距离京师远一点或较远一点的地方，皇帝的管控能力要差一点，官吏一旦作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其实这也并不尽然，就在大明全国上下开展清除形形色色的“积年害民官吏”运动之际，洪武天子眼鼻子底下的南京郊区也在上演一出出与政府主旋律背道而驰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