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诬陷别人为“害民官吏”和逃军，结果自己被凌迟处死
松阳县有个奸民叫杨均育，自小起就不学好，到大了，那就更不用说了，耍奸使滑，坏事做绝，但又不留什么把柄给别人，所以一直能逍遥自在，且愈发猖狂。同为松阳县的一个名叫叶惟宗的县民不知怎么得罪了杨均育，杨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洪武中晚期，朱元璋号召全国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捉拿“积年害民官吏”。看到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又一个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积年害民官吏”的“案犯”被逮捕归案，杨均育顿时来了灵感，我何不利用这样的机会搞死老冤家叶惟宗！想到这些，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奸笑。
随后一份原告署名为叶惟宗的诉状被递到了县衙里头，所告之事：叶允名系积年害民老吏，叶允槐系逃军。对于积年害民官吏，政府要重点打击；而对于逃军，政府也要竭力追捕。所以松阳县衙接到诉状后顿时觉得案情重大，非地方所能审理清楚的，于是派了一位专职人员（官书上称承差人）陪同杨均育到京师南京，直接上法司衙门去告状。而根据明初的司法规制，无论你当是原告还是被告，案件没有审理清楚前都要被拘押起来。原本告黑状的杨均育听人讲过这方面的“常识”，所以当他将状子递交上去后，立即找了个机会偷偷地溜了。
没过几天，中央法司部门派了专人到松阳县来提取“案犯”。松阳县衙予以高度的配合，不费多时，就将状子上所写的原告叶惟宗、被告叶允名和叶允槐都给一一逮到了。就在开始审理时，原来接手杨均育告黑状的衙门承办人一脸的惊讶，当初的原告不是这个人呀！更令公堂上人惊诧的是，原告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叶惟宗，被告中的一个是他的哥哥，另一个是他的弟弟，是三兄弟之间打官司？衙门里的人十分清楚，像这种兄弟间打官司一般都是与家族、财产有关，几乎不曾有与政治类相干的。这怎么回事？无论中央法司部门的专员还是松阳县衙的人再怎么努力，就是弄不清楚这里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既然案情重大、复杂，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弄到南京去，慢慢审理吧。
到了南京，“原告”叶惟宗还是重复在松阳县衙里说过的话：“我叶惟宗从小到大还未曾走出过我们那个乡村，根本就没来过京师南京，今天被逮来是第一次来京城，也根本未曾到过什么法司部门告什么状。更为荒唐的是，所谓我要告的人一个是我的哥哥，另一个是我的弟弟，我们三兄弟之间好得很，不需要借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法司部门派人核查“原告”叶惟宗所述的，皆一一得到证实，再看看眼前的“原告”叶惟宗老实本分，根本不像是告黑状的奸人。这下案子该怎么了结呢？法司部门上请洪武帝，朱元璋发话：既然这样，就放了“原告”叶惟宗等人吧！
“原告”叶惟宗虽说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往往有牛脾气，自己莫名其妙地被人暗算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定要搞搞清楚，到底谁在暗搞我？于是出狱后他没有马上回松阳去，而是在南京城里暂时租住着，想自己来查实，解决问题。平日里他在大街小巷走走，顺便看看京城里的风土人情，农村人第一回来京师，心里充满了好奇与激动，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忽然有一天，叶惟宗在大街上邂逅了家乡熟人杨桃儿。杨桃儿顿时露出一脸的惊讶，心想：老实巴交从来不肯走出家乡的叶惟宗怎么会跑到南京来了？当即他就问开了。叶惟宗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给说了一遍。杨桃儿听完后说：“叶惟宗，我告诉你，搞你的人就是我们同乡的杨均育。”叶惟宗惊讶不已，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杨桃儿说：“嗨，别说了，我俩摊上了杨均育这个奸人可算是倒大霉了。我原本跟他也没什么联系，有一次经过他家时，刚好看到他将毒药放进了药罐子里。不久之后传来消息，他母亲死了。随后他将毒死母亲的事情赖在我的头上，你说这人命关天的事我能不火吗？于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偷偷地跟踪他，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从松阳出来我一直跟踪他上通政司衙门，就在那衙门之前，我冲了上去，摁住了他，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告状书，落款原告的就是你，所以我知道你被人搞了。但当时我顾不了那么多，就直接上都察院去告杨均育的状，而后他被拿住，囚禁起来。现在案件已经问清且判下来了，那个该死的奸人杨均育被判凌迟处死。”
被人诡名告状，背上“奸人”恶名的叶惟宗虽然历经了诸多的磨难，但最终尚能还以自身的清白。可在轰轰烈烈的清除“积年害民官吏”大运动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那么幸运的，也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水落石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