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为何颁布“禁猪令”？
明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他在位十六年，荒唐的事情做了一箩筐。他能撇下朝政大臣，多次偷偷的外出游玩巡幸；他能让后宫佳丽独守空房，派人到处抢夺妇女供其淫乐；他能放着皇帝不当，甘愿当一名小小的总兵官；他自己生不出儿子，却从亡虏走卒中认养了二百多个皇庶子……而其中最荒唐的，要数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游巡江南时颁行的“禁猪令”了。
据《明实录》记载：“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上至仪真。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家羊代之。”对于这件事情，万历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记载：“时武宗南幸，至扬州行在……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发边充军，是古代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法令，明朝更甚。据《大明律》规定，流罪分三等，分别为2000里、2500里和3000里，流放充军者因为长途颠簸和水土不服，多半会客死他乡，幸存者终生不得返乡。可见，明武宗对违反“禁猪令”的惩罚是相当重的。此令一出，全国轰动。那些深恐引火烧身的老百姓们立刻把家里的猪全部杀掉，减价出卖，小猪也全部杀死埋掉。这样一来，不仅所有活人吃不到鲜美的猪肉，就连祭祀仪式上也不得不用腥膻的羊肉所替代。
类似于“禁猪令”的荒唐法令，并非明武宗首创。如唐朝李姓皇帝因为“鲤”与“李”同音，就禁止人们烹食鲤鱼；宋徽宗因为自己生肖属狗，曾下令天下臣民禁止杀狗。明武宗颁行的“禁猪令”，不过是拾人牙脍而已。那么，明武宗为什么要颁行“禁猪令”呢？表面上看，明武宗生于辛亥年，生肖属猪，且“猪”与“朱”同音，所有人都应该避讳。显然，明武宗已经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帝的大逆不道行为。为此，明武宗还抛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的荒诞观点。“禁猪令”充满愚昧迷信的思想和滑稽可笑的逻辑。而实际上，明武宗之所以要不顾一些的禁猪，是由他当时的危急处境和失衡心理所造成的。
正德年间，宦官专权，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武装起义频发，国家极度动荡，政权危机四伏。各地藩王见明武宗一直没有子嗣且不理朝政，大都蠢蠢欲动，伺机取而代之。正德五年的宁夏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乱，正德十四年江西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虽然均被镇压下去，却让明武宗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同时，明武宗身边的不少近臣也纷纷反水，另寻新主，如其最宠信的“豹房”大管家钱宁就与宁王勾结密切。在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下，明武宗的心理逐渐失衡，心理负担日渐加重，即使在南巡途中肆意寻欢作乐时，其神经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看到人们杀猪吃肉，就会觉得不舒服，就会联想到自己被杀的惨状。通过禁止人们杀猪，可使自己在心理上得到一种莫名奇妙的慰藉感和安全感，这是明武宗发布“禁猪令”的真实心态。
武宗“禁猪令”发布后，受影响最大的是江北地区，后来一直蔓延到京师。一个月后，留守京师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他于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专门就此事上了一道《请免禁杀猪疏》。他从崇尚科学和关心民生的大局出发，逐条驳斥了明武宗所有的禁猪理由，并建议重新颁诏天下，废止禁猪令，让百姓安于生计。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猪、羊“三牲”，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改。迫于各方面的种种压力，明武宗不得不悄悄的取消禁令，“内批仍用豕”，只是在圣驾所过地方稍为回避即可。一场只坚持了三个月，却被后人笑话了近五百年的荒唐的禁猪闹剧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