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408年（北元额勒锥特穆尔汗元年、明成祖永乐六年），北元皇室的内乱又一次升级。次年，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被北元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太师马尔哈咱等人，从中亚的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国萨马尔罕省省会）迎到蒙古高原，推为大汗，是为北元额勒锥特穆尔汗。明成祖得知后，迅速派出曾经出使撒马儿罕、与本雅失里有过一面之缘的郭骥前往祝贺，并奉还了2000多名蒙古战俘，希望进行招抚，孰料使臣等人竟被本雅失里杀害。
素来两方交兵、不斩来使的，本雅失里的做法实属小儿之举。朱棣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命令在推翻明惠帝的“靖难之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丘福为镇虏大将军，发精锐骑兵北上，准备一举歼灭北元皇室。但是，这时的明廷经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代人的猜忌和残酷屠杀后，象徐达那样能征善战的大将已经所剩无几。毕竟对付明惠帝还是比较简单的，要收拾北元彪悍的骑兵而让丘福领兵，颇有些“军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意思了。
果然，以鞑靼部和瓦剌部骑兵为主的北元军队在草原上，熟练地展开了他们擅长的运动战，象他们祖先在中亚绿洲和东欧平原上的战法一样，预先设伏、小股侵扰、短兵相接，愣是把明朝的10万大军几乎全数歼灭。这次明军的损失，在明朝史书中记载比较简略，倒是在高丽的书上有颇为详细的记录。
此后，士气大振的北元立刻挥师南下，重新开始对北京的觊觎。明成祖不敢怠慢，他始终感觉北元的存在如芒刺在背，于是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兵力最少时也有30万之众，并在1410年（北元额勒锥特穆尔汗三年、明成祖永乐八年）彻底击败了北元主力，北元太保、枢密院知院阿鲁台被迫在年底派人向明成祖遣使朝贡、以示降服。成祖为拉北元（鞑靼）打击名义以上为北元藩属、实际上独立存在并日益强大的瓦剌部，特意封阿鲁台为大明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而西逃到瓦剌部蒙古的额勒锥特木尔汗，则于当年被瓦剌籍丞相马哈木所杀。
此后，成祖先后分别亲征北元鞑靼和瓦剌两个实力集团，但由于蒙古人对草原上的地形了如指掌，擅长“游击式”作战，而明军固然有包括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组成的大兵团，但是补给线路又过长，因此在成祖在位后期，明朝与北元的战事长期处在胶着状态。相对而言，明朝的主动进攻是双方军事政治关系中的主旋律。
长期的对峙，必然会有惊变的时刻；各方力量的分化和积聚，一定要在某个时点出现爆发：北元以着名的“土木堡之变”，给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之后日益羸弱的明皇室以悲剧性的打击，给北元和明朝的关系史写下了令后人热议不衰的话题。
事情还要从北元内部瓦剌部的崛起说起。
到十四世纪初期时，瓦剌部已经牢牢控制了北元的军政大权，此时的岱总汗脱脱不花虽然是忽必烈的正宗后裔，但瓦剌部首领也先在他的父亲脱欢于1439年（北元岱总汗十五年、明英宗正统四年）去世后，沿袭了本兼各职，即北元中书右丞相、太师、淮王、瓦剌部总兵。我们知道，蒙古人素来尚右，以右为尊，这样，也先和瓦剌部实际上成为北元的“操盘手”了。
经过明成祖辛辛苦苦的北伐，北元的元气一度大伤，在朱棣死后，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基本与北元息兵罢战，仁宗、宣宗父子二人完全不同于朱元璋、朱棣父子好大喜功、以武功见长的特点，而是不约而同地对人民采取了休养生息、倡导文化、崇尚节俭的政策，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民安康幸福，后世称为“仁宣之治”。
但是宣宗朱祁镇即位后在息兵罢战的同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废除了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祖制（形式为一块铁牌子），重用奸臣，于是政事日益混乱、朝纲偏废、中原造反时间逐渐增多。
本来明初几代皇帝注意拉拢瓦剌部，意在平衡黄金家族所在鞑靼部的实力，以确保北元不易形成对明朝具有威胁的联合力量，所以曾封瓦剌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旨在羁縻。没想到的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鞑靼作为北元皇族一蹶不振了，倒是瓦剌趁机强大起来。也先1439年开始主理北元朝政后，先后把蒙古漠南、漠北、漠西以及原为明朝封建的东北兀良哈三卫、女真诸卫统一了起来。
北元的眼光又一次转向了辽阔、富庶的中原。
也先是北元和中国历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他帮助北元开创了元惠宗北逃以后黄金家族控制地域最大的时代，也通过对明朝的主动进攻，明显改变了明成祖以来北元衰微的南北对峙形势。
10年磨一剑。1449年（北元岱总汗二十五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也先借口明朝赏赐减少、失信婚约、苛刻边贸等理由，率领瓦剌部为主的北元蒙古骑兵部队大举进攻明朝，从西路杀向大同（今山西大同）。7月，岱总汗率鞑靼部和兀良哈部骑兵在东路攻入辽东，北元枢密院阿剌知院率另一支瓦剌部军队在中路进攻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另有几支精干队伍在河西走廊进行战术策应和战略机动。
8月4日，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以祖上对北元亲征的壮举而把自己的脑子充斥了遐想，居然领兵50万御驾北御。详细的作战经过，在史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与探索了，这里，我们重点关注“土木堡之变”背后的一些事情。
单纯从军事战争的角度看，“土木堡之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继官渡之战、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等等以后，难得的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精彩战例。为了更好地了解“土木堡之变”在中国军事战争角度上的特殊性，我们不妨先对另外几个战例做一个简单回顾。
官渡之战，发生于199年（东汉献帝建安四年），对阵双方分别是袁绍与曹操，对阵军力分别是：前者的10万大军进攻后者的2万军队，双方兵力为5:1，袁绍占有绝对优势。大战的直接结果是曹操胜利，进而由曹操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赤壁之战，发生于208年（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对阵双方分别是曹操与刘备、孙权，对阵双方军力分别是：前者的15万大军进攻后者的5万联军，双方兵力为3:1，曹操占有绝对优势。大战的直接后果是刘备、孙权联军胜利，为魏、蜀、吴三国的鼎力奠定了基础；
淝水之战，发生于383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前秦宣昭帝建元十九年），对阵双方分别是前秦皇帝符坚亲任统帅与东晋丞相谢安对垒，双方军力分别是：前者的87万大军进攻后者的9万军队，双方兵力为9.7:1，符坚占有绝对优势。大战的直接后果是东晋获胜，巩固了江南一隅的疆土，而失败的符坚前秦帝国在2年以后土崩瓦解。
土木堡之战，发生于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对阵双方分别是明英宗与北元岱总汗、也先太师，双方军力分别是：前者20多万大军（后在援军3万人加入后近30万）、后者7万人（岱总汗领3万、也先领2万、阿剌知院领2万），双方兵力为4:1，明军占有绝对优势。大战的直接后果是北元大获全胜，蒙古人一改成祖以来北元与明朝对峙中的颓势，而明朝则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们看到，大凡以少胜多的战例，其直接后果都与朝代更迭、疆土变迁等江山社稷的变化为目的和结果，是对立双方军事斗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从军事斗争结果向政治收益转化的结点，但是“土木堡之变”以后的戏剧化局面，却全然不同于这一规律，颇有令人瞠目结舌、忍俊不禁的效果。
这场大战中明军的表现可以用“耻辱”二字来形容，占尽兵力、后勤保障、甚至拥有了杀伤力更强的火器的明军，居然一触即溃，被北元打得落花流水，连也先都不敢相信：挂同样军旗的军队曾经无数次深入大漠，如同老鹰捉小鸡儿一般地把北元皇室赶得几乎无处藏身。
明朝后来历代皇帝对此事都忌讳很深，以至于在史书上描述时都躲躲闪闪，或者轻描淡写。这场战役的详情已经没必要回顾了，我们还是关心一下戏剧化的对阵结局之后，那更加戏剧化的一幕幕镜头吧。
也先无疑是现代版的生意人，而绝不像他的蒙古人祖先那样只喜好杀戮和掠夺；也不是金朝那样，把北宋徽、钦二宗掳至黑龙江羞辱一生就能心满意足的。他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人，清楚地知道明朝气数未尽，北元不可能靠这一次大胜仗的威势就能恢复故元的疆土。在他眼里，明英宗奇货可居，极其具备“商业价值”：用来对付明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得到瓦剌和所有蒙古人急需的中原物产和财富；用来对付对自己很有戒心的黄金家族后裔岱总汗呢，则是讨价还价的法宝；对付那位虎视眈眈的竞争者阿剌知院，明英宗显然也是也先可以用来耀武扬威的利器。更重要的是，也先希望通过被俘的明英宗，来为自己和瓦剌部带来财富，为夺取北元大汗汗（皇）位做好准备。
也先毫不留情地把数百名跟随明英宗一起被俘的明朝文武官员统统斩杀（王振在英宗被俘前已被明军乱兵所杀），其余明军将士大多在阵前就纷纷逃跑了，不过，上述这些人对也先来说意义都不大，对他的“生意”最有帮助当然是明英宗了。
但是也先高估了自己对明朝的判断和明英宗的“价值”：9月3日，也就是英宗被俘的第三天，也先就迫不及待地押着他去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妄图进城豪抢一番，结果，宣府守将杨洪紧闭四门、置之不理；7日，他又用同样的方式企图到大同掳取金帛，依然怏怏而去。
明朝幸好有那位“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好官于谦等人，他们迅速在京畿、山陕和长城一线迅速加强了防御和守备，同时，“国不可一日无主”，英宗亲弟弟朱祁钰于9月22日即位，朝廷上下同仇敌忾、与北元决一死战。
也先的想法没有得逞，还招致岱总汗、阿剌知院的狐疑，这三位本来就是“既团结又斗争”的团队。脱脱不花的目的很清晰而执着，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求重回大都北京、重现黄金家族昔日的辉煌，阿剌知院知道中原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巨大的战略纵深，因而力主在击败明朝后与之交好、改变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稳固南北对峙的形势，也先则是希望以明英宗为筹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以便壮大瓦剌部实力，最终把北元的皇权从黄金家族手中夺去。
显然也先的策略行不通了，在“三巨头”于十月上旬召开的会议上，最后基本按照岱总汗的意见：“明朝终无媾合之意，我（北元）应当调兵继续进攻，逼明廷南迁，从而与我大都。”
明朝军队在于谦带领下，用高昂的士气和火炮优势，在京师（北京）保卫战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其间也先并不死心，还是不断用归还明英宗作为诱饵，妄图麻痹北京守军、并借机挑起明廷不和，这可打错了算盘：也先怎么不想想，那明代宗朱祁钰做梦都没想到哥哥被北元抓了俘虏、自己有机会成为威仪天下之人君，这“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怎能让哥哥回来再拿走呢？在皇位的巨大诱惑面前，亲兄弟又怎样？于是对北元的抗击更加猛烈，对也先的套路“坚决”不予理睬了。
一方坚决要归还对方的皇帝，另一方坚辞不受自己的原“圣上”，上演了一幕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不过，那时候天底下最郁闷的人莫过于也先了。
经过一系列幕后交易和明代宗的一次次婉拒，1450年9月7日（北元岱总汗二十六年、明代宗景泰元年），明英宗在被俘一周年之际，还是被也先无条件“强行”推给了北京。请注意，是无条件的释放，这在中国历史上同类事件中可是一个新鲜事儿！昔日北宋徽、钦二宗不仅没有享受到被释放的待遇，而且宋朝每年还要向金朝进贡大量的白银和丝帛的。
至此，“土木堡之变”后的一场大戏的帷幕方才徐徐落下。
“土木堡之变”以前，特别在明太祖、明成祖乃至仁、宣二宗期间，明朝与北元虽然战事不断，但总体上战场主要在长城以北的北元统治中心进行，明朝对北元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心理优势，而“土木堡之变”和京师保卫战以后，双方的对峙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明朝从以往的全面进攻转入了全面防御阶段，而北元虽敢于大胆南下了，但主要限于骚扰和掠夺财物了，双方的对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平静和平衡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