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市井文化中的明朝

明朝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城市生活也十分繁荣，戏曲、话本等文艺形式十分兴盛。在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背后，明朝的社会现实也被折射出来，并作为文学的底片，永远留在历史之中。

市民阶层的万花筒：“三言”与“二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生理本能的欲求和对荣华富贵的艳羡也迅速膨胀起来。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中，“三言”和“二拍”的创作倾向才有了非说教不可的明确意识和迫切的需要。

“三言”、“二拍”诞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新思想新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岁月中。勇于进取和冒险精神，正是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精神状态的反映。“三言”、“二拍”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市井小民的琐碎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主题。

比如，在歌颂进取冒险精神，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方面，其作品就有《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湖，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市民意识的率真和一定程度的解放。

当一个社会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模式，就会使人们不知所措，社会结构与个人品行相抵触，这就是所谓社会“失范”。而当一个社会系统处于失范状态时，便会有许多人抵触社会原有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意向。新兴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异端。但又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羁绊，中世纪与新时期之交，时代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吹响了反封建的战斗号角；同时，也留下了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

教化作用是儒家所提倡的，冯梦龙无法脱离窠臼，他在《警世通言叙》中表白：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是“以前因后果为劝惩”，内容则“如儒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三言”的书名从“喻世”、“警世”到“醒世”反映了作者对世事积极参与的态度，标榜的正是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等思想。

任何社会都要进行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即协调好社会公认的规范与个人动机过程间的关系。通过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民众的信仰、习惯和思维移动的定式与社会相吻合，话本、拟话本的出现正是整合的结果。

两位作家在具体角度上不尽相同，其原则都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尺度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即所谓要维系世道人心。只是在贬抑个人的封建礼教，和日益膨胀的人欲之间进行一些折中、调和。进行劝诫，便成为话本、拟话本艺术构思的一大特点。劝善惩恶以什么为标准呢？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

劝善惩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启示，趋善避恶。原来是要给市民被利欲冲昏的头脑泼一瓢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反省逾规逆行之举，重拾理念的准则。寓教于乐是最有效的教化，客观上消弭了社会的动荡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便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仁和亲孝，不情之请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儒家重要的内容。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类似的说教在“三言”、“二拍”中大量存在，尤以“二拍”为甚。如《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第三十二卷《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就是集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

前者表彰“孝子节妇”，写一个孝子的父亲被人打死，他为了不简父尸，不经官而自己复仇。复仇后又宁愿自己受刑身死；而他的妻子则矢志从夫，早就对他表明心迹：“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果然，丈夫死后她不肯先行埋葬，直待三年后把孩子哺成，自己才以身殉夫，和丈夫双双出柩。后者“夫妇有别”，写张福娘被一公子先娶为妾，后公子要娶正妻，但丈人必先要遣妾，然后才同意成亲。这时张福娘也逆来顺受，对丈夫只是说：“妾乃是贱辈，唯君家张主。君家既要遣去，岂可强住，以阻大娘之来？”她被遣后不久就生下一个儿子，接着丈夫又病死，但她“甘贫守节，誓不嫁人。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谕，并不改心。”最后终于教子成名，母以子贵。这两篇作品都渗透了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

“主为奴纲”也是他们宣扬的观点。《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叙述唐代萧颖士的仆人杜亮，宁肯被性子暴躁的主人打死，亦不肯离开主人。作者赞扬他“恋才爱主，千古奇人”。

冯梦龙创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又是一例。老秀才鲜于同在乡试前的预考、乡试和会试中，都是青年进士蒯遇时无意将他取中。鲜于同后来明明知道蒯遇时不是有意提拔他，而是对他采取嘲谑的态度，但仍然是一再竭诚报恩。

《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写范式因忙于商贾，忘记了友人张劭的鸡黍之约，至期始觉，乃自刎，以使鬼魂如期赶到张家。张劭得知范式已死后，星夜到范式家乡吊祭，亦自刎而死，求葬于范式之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是不合情理的。此种不情之请的实质，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所采取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真实感情。

烈女殉夫，生死不弃“三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在爱情观、婚姻观上有许多呼唤民主平等的新意识。但是在呼唤民主的同时，小说家又担心妇女解放得太出格了。不时地要跳出来，为妇德张目。

这些故事表达男女之情时，大都把主动权交到女子的手上。

《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因生重病被撑船的岳父母抛弃在江边的荒山上。妻子宜春得知后，一把扯住母亲，哭天哭地叫道：“还我宋郎来！”并斥责爹爹“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父母劝其改嫁，宜春以死自誓。亲自登上荒山寻找丈夫，逼父母书写招贴，遍处张贴。三月之后，推测丈夫已死，宜春便穿起重孝，“朝哭五更，夜哭黄昏”，一直过了三年，直到宋金寻到船上时，还看到宜春身着重孝。而宋金富贵之后，不忘旧妻，千方百计找到岳父母的船，很有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