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棉花种植的推广，惠及明清帝国500余年
在农学史上，棉花是何时传入中国的？从哪些路线传入的？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有的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棉花就已经传入中国，有的说是隋唐时代，还有的说是两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时间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事实，那就是棉花种植在中国一直没有推广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有关棉花的传入线路也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从新疆即当时所讲的西域地区传入内地的；但目前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从海外传到了海南岛，从海南岛再传到了江南的松江等地区。
从这条线路的传入来讲，我们得首先归功于元朝时江南松江女纺织家黄道婆。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童养媳出身，因为不堪忍受公婆的殴打虐待而外逃，误搭了元朝的外贸商船，途经海南岛时，被商船上的人撂在了海南岛，就此她有机会从海南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年老时黄道婆返回了家乡松江，从此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随着黄道婆的回乡就率先在松江“落户”，不过似乎当时还没推广开来。换句话来说，黄道婆在松江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时，中国其他地方还是以麻布作为主要衣料，遇上数九寒冬季节，有钱、有地位的北方人主要穿着用毛皮所制的裘衣来过冬，而南方人则要用丝绵袍御寒。棉布衣被至少说在黄道婆之前是相当珍贵的，有人说它比羔羊皮、狐狸皮还要珍贵，以至于只有蒙元大汗与皇帝这样九五之尊的人才能穿得起。
元代除了松江地区外，其他地方只有零星的棉花种植试验。据《农桑辑要》所载，元朝从中西亚地区引进了棉花种子进行了试种，但到元朝灭亡时还没有在全国真正推广开来。到了明初，出于那朴实的民本思想，朱元璋大力提倡农业经济结构的多样化，鼓励棉花种植，当时规定：“益种绵花，率蠲其税。”。这样一来，洪武重赋之下压得几乎无法喘息的松江农民有了新的生机，头脑本身就灵活的松江人开始“钻朱元璋政策的空子”，你皇帝不是说多种植棉花不收税么，我们大家就来个大力种植，发展棉纺业。如此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松江府人民由于重赋所带来的苦难，使得当地的社会经济滑向崩溃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松江逐渐成为了全国的棉纺织中心，以至于出现了松江“衣被天下”的局面。
与松江同为难兄难弟的苏州可没这么幸运。那里的棉纺织业发展不够快速，重赋之下的苏州人民只好背井离乡，流落四方，国家直接掌控的自耕农数量急剧减少，如：苏州府下属的太仓州洪武二十四年编造黄册时，在籍户数为8986户，到了宣德七年时只剩下1569户。
不过从全国范围角度来讲，由于朱元璋大力提倡植棉，各地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棉布、棉衣、棉被等棉纺织品逐渐普及，甚至可以说是给大明帝国的子民们“送”来了价廉物美的“温暖”品。过去贫穷的人现在在寒冬季节也能睡在暖融融的棉被里了，当然，知道这是朱元璋客观上做了一件大好事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此外，还有明初推广植棉所产生的一个潜在影响，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技术的提高，棉织品不再是“昔日王谢堂前燕”，而是纷纷进入寻常百姓家。更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影响到了明清帝国500多年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而且对中华帝国后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顺便讲了朱元璋推广植棉所带来的歪打正着的效果与潜在的影响后，我们还是回归到前面讲的明初洪武年间贯彻赋税征收政策的核心宗旨，那就是“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朱元璋的这种赋税制度倒是颇似当代税收累进制。但还有人认为，这样的类比是将古人拔高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看到，明初的这种赋税制度不仅仅是朱元璋推行黄册和鱼鳞册的最为主要的目的之一，而且更是体现了洪武皇帝对广大农民实行轻徭薄赋的“爱民”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