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谋国与谋家：明帝国276年之怪现象
“国”与“家”，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有人为谋国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人为谋家而牺牲民族大义。
家国不分的旧毛病中国古代，国与家在政治场中是很难区分的。尤其对于身处政坛高层的人而言，国就是家，而这个“家”，就是帝王之家。可怜的是，还有很多正直的大臣，为了“家”而奋斗，而他们自己还觉得是为国尽忠。
不合时宜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滥杀功臣、制造冤狱，就他自己的看法来说，这是为了巩固统治，为了让国家以后没有叛乱，没有谋反，子孙后代可以平平安安地坐稳江山。但是，国家又不是他自己的，为什么他要用国家大臣的性命，来换取自己子孙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家国不分”。
如果说朱元璋的“家国不分”是因为对他而言家和国是统一在一起的，那么，那些尽忠至死的大臣们，则未免令人叹息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悲剧，从他踏入政坛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臣，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
可以说，他的思想，成了他最终殉“国”的根源。
宋初，方孝孺十五世祖从浙江桐庐迁到宁海，从此定居下来。方孝孺的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炯，在元朝先后担任鄞县县学教谕。父亲方克勤也是当地名儒。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方孝孺出生在这个世代业儒的书香门第。
方孝孺在学习儒家经典时，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治国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是：主张行仁政，反对暴政。主张以仁义礼乐治国，反对以庆赏刑罚临民。
洪武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小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这种状况，明王朝只是一味镇压，以为通过严刑峻法，就可以巩固统治地位。针对这一现实，方孝孺指出，欲禁民之无相攘夺盗窃，必先找出其攘夺盗窃的根由，假如他们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而后禁之，则攘夺盗贼可止也。而如果“不能使之安其生、复其性，而责其无为邪僻，禁其无为暴乱，法制愈详，而民心愈离。”“恃其法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在这里，方孝孺已朦胧地认识到人民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表现出他对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
方孝孺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底层，耳闻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寓言《蚊对》中，借童子之口揭露那些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情况：“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而且无恤之者。”能够看到这一点，难能可贵的。
在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君职”的思想。他说：“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极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但是后世的人君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乎养民，所以求于民者很多，而尽于己者则怠而不修。老百姓如不按时交纳赋税、提供力役，则诛责必加，以致政教不举，礼乐不惰，强弱贫富不得其所。他说：“其也不思其职甚矣！”
方孝孺进一步指出，自公卿大夫乃至百执事，都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不尽职，轻则责备，重则诛杀。人君之职远远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之职，如果人君怠而不惰职，虽然诛责不能相加，但天将“怒而殛绝之”。这简直是对专制暴君发聋振聩的警告。
他认为，人君要更好地尽到君职，不可不学先王。学先王尤其要学一个“诚”字。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岂用诈术揣量天下之人情，以为赏罚哉，亦唯用其诚而已。”但是有的人君则不然，“好为聪察”，以为群臣皆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为苛细深刻，导致灭亡，这就是不懂得为君之道。
明太祖正是方孝孺所指责的那一类人君。他对臣下猜忌怀疑，屡兴大狱。一起空印案，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被诛，方孝孺的父亲一向清廉守法，也被冤杀。胡惟庸一案，株连更多，连开国元勋宋濂亦难幸免。于是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方孝孺的上述言论正是对洪武严猛政治的批判。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初，明太祖再次召见方孝孺。这对君臣在治国的主张上意见相悖，故明太祖认为“今非（重）用孝孺时”，只任他做陕西汉中府教授。
他的思想在当时未免过于激进，而明太祖对他的冷落，也让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得志心理，所以，他一旦遇到一个对他礼遇有加的君主，结果就只能是“士为知己者死”。
得君行道，报国忘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病逝，由于皇太子朱标先已去世，所以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史称惠帝。惠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早在即位之前，明太祖曾命其省决章奏，他就常常佐以宽大。他还遍考礼经，参考历代刑法，改定洪武朝制定的《大明律》天下莫不颂其德。惠帝久闻方孝孺之贤，登位伊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方孝孺召回朝廷，先任翰林博士，旋升侍讲学士，预经筵，备顾问，日侍左右，甚为倚重。
方孝孺早就有过“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的夙愿，如今侧身朝廷，便可以一展宏图了。入朝后，君臣之间，情投意合。惠帝读书有疑，辄使方孝孺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则命方孝孺就糜前批答。君臣契合，使方孝孺极为兴奋。他曾写诗道：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斧廉临轩几砚问，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极力辅佐惠帝，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第一，行宽政。
首先是重德省刑。明太祖即位后推行的是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但是，愈到后来，严刑峻法未尝稍改。然而严法重刑，却犯者滋众。惠帝和方孝孺都认为其原因就是礼教不行。“海内虽已康，民俗犹未宁。鄙夫抱深念，思睹礼乐兴”。这是方孝孺的志向，也得到惠帝的支持。他们一反明太祖的做法，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惠帝曾诏谕地方官，务崇礼教，赦疑狱，以致刑部都察院论囚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