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明朝抗倭名将小传（1）

在明朝200年的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着名抗倭将领，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卢镗、汤克宽、朱纨、王忬、张经、胡宗宪、王崇古、张元勋、彭荩臣、彭翼南、瓦氏夫人、邓子龙等，他们指挥和参与了许多重要战斗，为战胜倭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张经

张经，字廷彝，号半洲，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生于弘治五年(1492年)，卒于嘉靖三四十年(1555年)，其人状貌魁伟，有文武才。起初冒用蔡姓，很久之后才复用张姓。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在嘉兴任知县。嘉靖四年(1525年)，被召到朝廷封为吏科给事中，历官官科都给事中，由于多次论说弹劾他人的言行，言官便指责他是桂萼等人的同党，而吏部则说他行为端正，不要问他的罪。后来，张经又被提升为太仆少卿，历有副都御史，协助处理院事。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经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当时，断藤峡贼侯公丁占据弩滩搞叛乱。张经和御史邹尧臣等人定计，以军事托付副使翁万达，诱捕侯公丁。参议田汝成提议乘势进行讨伐。于是命令副总兵张经带领3万人作为左军，由翁万达做监军，指挥

王良辅等六将分六道会集南宁，都指挥高乾带领6000人为右军，由副使梁廷振为监军，指挥马文杰等四位将领分四道会集到宾州，抵达贼巢进行夹击。

看到明军多面进攻，倭贼从林峒向东跑，王良辅等半路拦击，敌贼无法再向东逃跑，只得改向西跑，被斩杀的敌贼达1200余人。向东跑的那部分逃到罗运山，翁万达等人挥师攻击他们。田汝成命令右军沿江向东，绕到敌人背后。但是敌贼砍巨木阻塞隘口，布下蒺藜竹签，埋伏机弩毒镖，悬挂石头树杪，要是看到明军过来就摇树枝，让石头掉下来，砸到明军的头上。由于明军准备用计破敌，右军也错过了最好的进攻时机，让部分倭贼得以逃跑。

这一战，张经等人共俘虏敌人450人，招降2900多人。居住在罗运的本地人说，祖辈居住罗运有8世了，没有听说官军到过该地。罗运的老百姓对明军当然是感激不尽。

参议田汝成立即向皇帝奏闻捷报。由于抗倭有功，皇帝命令，晋升张经为左侍郎，加俸禄一级。不久后，张经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再次被朝廷晋升为右都御史。平定思恩土司和琼州黎部，升为兵部尚书。副使张瑶等人讨伐马平瑶屡次战败，嘉靖皇帝将张瑶等人问罪，而宽免了张经。给事中周怡因此事而大做文章，弹劾张经，张经也非常识时务，乞求皇帝罢去官职，但是嘉靖皇帝不同意。

不久后，从家乡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张经于是请假回家奔丧。服丧期满后，他又被朝廷起用为三边总督。但是张经还没有到职，给事中刘起宗就向朝廷告状，说张经在两广克扣饷银，才取消前项任命。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南京户部尚书，后改兵部。第二年五月，明朝廷考虑到沿海地区倭寇越来越猖獗，于是准备设立总督大臣，并认为张经是最合适的人选。朝廷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张经不解除兵部职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相机处置方便行事。张经征两广狼兵、士兵听用。这年的十一月，嘉靖皇帝采用兵科的话，改任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门办理讨贼这件事。当时倭寇2万多人占据了柘林川沙洼，他们的同党正接踵而来。张经每天选将练兵，计划捣毁敌巢。因为江、浙、山东的兵战斗是屡战屡败，张经知道只有靠狼土兵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他准备等狼土兵到达后用他们出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到达，他们想速战速决，但张经不同意。后来，东兰诸兵相继到达。张经将瓦氏兵划到总兵官俞大猷那里，将东兰、那地、南丹兵隶属于游击邹继芳，将归顺及思恩、东莞兵隶属参将汤克宽，分别屯驻在金山卫、闵港、乍浦，牵制敌贼三面，以等待永顺、保靖兵来聚集。正巧此时侍郎赵文华因祭海到达了这里，与浙江巡按胡宗宪一起，多次催促张经进兵。张经却说：“敌贼狡猾而且人多，待到永、保之兵到达后夹攻，才是万全之策。”赵文华再三说服，张经执守皇帝授予给他的灵活处置之权而不听他的。赵文华心里十分不痛快，于是秘密将此事向皇帝打小报告，说张经糜饷殃民，害怕敌贼而失去军机，想等敌人抢足东西逃跑后，剿敌余寇报功，应当立即整治他，以解除东南的大祸。皇帝不敢肯定赵文华的话，于是就问严嵩，严嵩的回答和赵文华所说的一样，并且说苏、松人怨恨张经。皇帝十分气愤，立即下诏逮捕张经。

其实，张经的决策十分正确。正在赵文华拜疏的时候，永、保兵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这一天就有石塘湾的胜利。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初一，倭寇突然进入嘉兴，张经派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增援，让俞大猷督永顺兵从泖湖趋向平望，让汤克宽带领船只从中路攻击，在王江泾合战，歼灭敌人1900多人，烧死溺死的人很多。张经从兵事兴起以来可以称得上是战功第一。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等人说：“王师大捷，倭军的勇气被夺，不宜易换将帅。”嘉靖皇帝听后，大怒说：“张经对朝欺诞不忠，听到赵文华弹劾，才进行一战。李用敬等人是他的奸党。”于是，皇帝命令，将李用敬等人在朝廷上用杖拷打，每人50杖，并被贬斥为平民老百姓。

不过后来嘉靖皇帝对此事感觉到怀疑，就询问严嵩。严嵩说：“徐阶、李本江是浙江人，都说张经养寇不成。赵文华、胡宗宪合谋进剿敌寇，张经是冒他们的功。”严嵩还极力说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对朝廷和皇帝是忠戾的。听严嵩这么一说，皇帝再也没有什么怀疑了。不久后，张经到达北京，向皇帝详细地说出了进兵的来龙去脉，并且说：“我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歼敌5000，请求据情减罪。”但是嘉靖皇帝没有采纳他的话，执意将他判处死罪拘囚在监狱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一代名将张经与巡抚李天宠一同被斩首。朝中良臣们无不为张经的被斩而痛惜。

张经文韬武略，着有《半洲诗集》传世。由于张经战功显赫，清廉刚正，乡人感念其忠勇，遂将其居住地更名为“半洲街”，至今沿用不辍，并于洪塘山下建祠追记。该祠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清乾隆、嘉庆间屡有重修。现今祠堂仍遗留了旧时风貌，风火墙建筑形式，由祠厅、文昌阁、门廊、前后天井组成一个建筑群，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其墓葬在洪山桥原厝村黄店山。

二、朱纨

朱纨，字子纯，号秋崖，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弘治七年(1494年)，卒于嘉靖二十八年(

1549)。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当时封官景州(治今河北景县)知府，不久后又调到了开州。嘉靖年间初期，他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后来又历任过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同平定了深沟各砦番。第五次任职的时候，朱纨已经升为广东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九月，他又升任右副御史，巡抚南、赣地区。第二年七月，由于倭寇大量出现，朝廷任命他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职务，主要负责巡抚浙江。由于朱纨为人正直，敢作敢当，所以深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明朝自从实行海禁制度后，下了规定，不允许任何船只入海，就是片板都不行。但是朝廷这种不太明智的做法只是暂时让沿海平静了一会儿，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人们得生活，要生活就得与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承平日久，中国沿海的一些商人憋不住了，特别是日本商人和欧洲各国的商人一直在中国沿海徘徊，等待着时机。由于中国商人一心想着发财，于是擅自出入海，勾结正在海上徘徊的倭人。

在这个时期，福建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这二位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奸占据了宁波的双屿，成为了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掌管着这个地方的土地和人们。在这附近，有钱有势的人家都维护和支持他们，巴不得与他们攀上关系。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漳、泉地区这种家庭相比之多，他们都争着与他们家族通婚，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李光头、许栋等人还以假借济渡的名义，制造双桅大船，运载禁运物资。即使如此，明朝地方官员看了也不敢多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有的人欠了倭寇的债，许栋等人就引诱他们攻打抢劫。欠债的人也玩起心眼，威胁他们说，明军要逮捕驱逐你们，并有意识地泄露出征时间让他们离去，期望改日再偿还。可是到期后，这些人还像以前一样欠债不还。

在这种情况之下，倭寇与这些人结下了仇恨。为了争取在中国沿海的地位，谋得立足之地，他们更加与许栋等人合作起来。

而此时，浙江、福建海防长久毁坏，战船、哨船原来有10艘的现在顶多只剩下一两艘了，漳、泉巡检司弓箭兵旧额2500多人，现在只有千把人了。倭寇抢劫总是得心应手，于是更加无所顾忌，来进行抢掠的接踵不断。

朱纨巡视海道，他认为不革除渡船，海道就不能清理，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能得到恢复，上疏皇帝列举了诸多具体情况。嘉靖皇帝认为朱纨说得在理，于是下令让他整饬海防，抗击倭寇。

从此，浙江、福建沿海的军民在朱纨的领导下开始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但是朱纨在整饬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福建人本来就是靠海吃海，他们的经济收入都是靠海来维持的，而突然让他们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士大夫之家，也感觉不便，想阻止破坏这种制度。特别是覆鼎山一带，这里引起了较大的叛乱。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命令军队进攻双屿，对李光头、许栋等贼人进行打击，为了不让敌贼逃走，他命令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分别驻扎在漳、泉、福宁等地进行堵截，都司卢镗则率领福清的兵士从海门进入。

但是日本的贡使周良则违背旧约，率领600人的船队先期到达中国沿海。当时虽然许多官员纷纷进言，说要完全拒绝日本贡使的贡品，并遣送他们回国。但朱纨认为，那样只会对情况进行恶化，于是对日本这种违背常规的做法进行了灵活处理。朱纨没有完全回绝日本贡使，而是召集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朱纨要周良自我表明，并且保证下不为例。随后，朱纨又命人登记了他们的船只，将周良引进宁波的宾馆。

而此时，李光头、许栋之流却向朝廷投书，说朱纨勾结倭寇，想激起朝廷对他的不满，但是这些朱纨早就有所准备，使他们的诡计没有得逞。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卢镗在九山洋遇到敌贼，他率领军队英勇奋战，俘虏了日本国人天稽，在这次战斗中，汉奸许栋也被卢镗擒住。许栋的同党王直等人收集余下的兵士逃走。为了不让倭贼再来双屿，卢镗率军队筑塞了双屿港。后来，番船不能进入双屿，他们只得分别停泊在南麂、礁门、青山、下八各岛。

漳、泉地区的势豪之家看到自己失败了，又开始给朱纨出难题，他们竟然公开扬言被擒的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想以此为动摇人心，迷惑更多的人。但这些并没有动摇朱纨整饬的决心，他命令，所擒的贼党，情节轻的按胁从被掳的罪名加以处理，严重犯罪的则按强盗拒捕的法律进行处理。

但是，漳、泉地区的事件多多少少地被嘉靖帝知道了一些，并有不少上疏到了朝廷。朱纨也立即上疏说：“现在海禁分明，不知由什么原因被掳，由什么胁从。如果以引进番导来寇为强盗，海洋敌对为拒捕，我很愚昧，实在不能理解。”嘉靖帝看朱纨说得有理，于是给他一个特权，让他不需请示朝廷就可灵活处置、杀戮。

朱纨是一个执法非常坚决的人，那些势豪之家都感到恐惧，当然也引起了他们的嫉恨。日本贡使周良安顿已经定下来了，有福建人宣言应当放他回去。朱纨认为，因为中国制驭诸番，应该遵守大信，双方争得十分强烈。朱纨说：“除去外国强盗容易，除中国强盗困难。除去中国濒海的强盗还容易，除去中国衣寇的强盗特别困难。”

福建、浙江的人更加恨朱纨，竟然勒令周良回泊海屿，以等候贡期。吏部采用御史福建人周亮和给事中叶镗的话，上奏改朱纨为巡视，以减少他的权力。

朱纨十分愤怒，对朝廷的这种决定不服。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春天，朱纨向朝廷上疏说：“我整顿海防，稍有次第，周亮想侵削我的权力，致使我管的官吏不肯听我的命令。”随后，朱纨又陈述了明国事、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决断六件事情，语言中明显地体现出了愤怒和不满。由于朝廷的士大夫们有的先听了浙江、福建人的话，所以有的也不喜欢朱纨。

朱纨的上疏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他只得前往讨伐温、盘、南麂等地的倭贼，并且连战了3个月，大破敌军，还平息了处州的矿盗。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佛郎机国人到诏安进行抢劫。朱纨攻击擒获他们的头领李光头等96人，又用皇帝授予他相机处理的特权将这伙人杀害，并将情况报告给皇帝。但是，朱纨的这一行为及在给皇帝上疏的语言中又侵犯了各势豪家族。

御史陈九德抓住上疏擅自处置倭贼这件事，大做文章，说他擅自杀戮，根本没有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

昏庸的嘉靖帝轻信了陈九德等人的一面之词，立即下令免去朱纨的官职，命令兵科都给事中杜汝祯考察审问。朱纨听到这个消息后，慷慨流涕地说：“我贫穷而且有病，又意气自负，不能对簿公堂。纵使皇帝不想杀我，闽、浙人一定会杀我。我死，自己解决，不须他人。”朱纨自己写好墓志，作绝命词后，就饮药而死。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给事杜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回来，说是奸民拒捕，没有流劫之事，说朱纨完全是擅自杀害，建议皇帝定朱纨擅杀之罪。嘉靖帝没假思索，下诏令逮捕朱纨，但是朱纨在此之前已经死了。让人痛心的却是，曾经与朱纨奋勇抗击倭寇的柯乔、卢镗等人一并被处死刑。

朱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他一心想为国家杜绝祸乱的根源，才被势豪之家陷害，朝野人士都为他的死去叹息。自从朱纨死后，明廷就取消了巡视大臣官职，朝廷内外都摇手不敢说海禁方面的事情了。浙中卫所41个，战船439艘，军籍尽为耗散。朱纨将福清捕获的盗船40多艘，分布在海道，在台州海门卫的有14艘，作为黄岩的外部屏障。副使丁湛全部将它们遣散，撤销防备放开海禁。不久后，海寇大作，侵犯中国东南沿海达10多年之久。

三、瓦氏夫人

瓦氏夫人，本姓岑，生于明治九年(1496年)，归顺直隶州(今广西靖西县旧州村)土官岑璋之女。她自幼聪明好学，随父攻读读书，习练武艺，精通兵法。她生性好打抱不平，以助人为乐。长大成人以后，按照壮族土官时代盛行的“官家与官家婚”以及壮族“婚姻不避同姓”的惯例，嫁给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土官岑猛为妻。

嘉靖年间，瓦氏曾任田州州事，在职期间，克己励志，善理州政，招集流亡人口，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健义学，兴教育。并培养了儿子、孙子等战将，都为国捐躯。其时，我国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形势危急，他们在我国北起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进行严重的侵扰和破坏活动。倭所到之处，大肆掠夺，抢劫商船，焚毁房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着我国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朝廷征调骁勇善战的广西狼兵(壮族土兵)赴江浙沿海抗倭。时田州土官(壮族世袭地方官)岑大禄因年幼不能任兵事，其年近花甲的曾祖母瓦氏夫人代曾孙主动请缨，率田州、东兰、南丹(今广西西北部)7500名壮族子弟兵历时数月，跋涉数千里于嘉靖三十四年春(1555年)抵抗倭前线，驻防金山卫(今上海金山区境)。

瓦氏率狼兵与友军协同，重创倭寇主力，斩首、溺死敌倭4000余人，取得了抗倭战场上转折性胜利的王江泾大捷，成为威震倭胆的常胜将军。当时浙江巡御史胡宗宪撰《筹海图编》中赞瓦氏用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可死而不可败”。瓦氏在漕泾、金山两阻击战中，以寡迎众，毫无惧色，披发舞刀，纵马冲杀。她那匹心爱的坐骑刀伤累累，遍体殷红，尾毛也全被敌人削光，但仍奇迹般地驮着她奋蹄腾跃，往来冲突于敌阵中，救出同胞，完成阻击任务。此后瓦氏的坐骑被壮兵和家乡壮民传为神驹而传颂于桂西北民间。当地壮民还把瓦氏坐骑的雄姿刻画在许多生活器物上，借以缅怀他们的民族女英雄。壮族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率领的广西田州壮族狼兵在抗击倭寇过程中连克敌兵，立下战功赫赫，被明嘉靖皇帝封二品夫人。

然而，正当抗倭战争取得节节了胜利，形势顺利发展的关键时刻，领导抗倭战争的总督大臣张经被奸相严嵩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入狱，致使抗倭部队失去了得力的统帅。瓦氏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阴历七月初含愤患病，特此告假还乡。获准后，乃班师回田州。瓦氏回到田州府署以后，便祭告家庙厚恤随征诸目兵丁，以示关怀和慰问。可惜不久，瓦氏就病逝于府署，享年59岁，葬于州城东婆地(今田阳县田州乡那兰村)。墓碑至今尚存，上刻有“明赐淑人岑门瓦氏之墓”字样。

四、俞大猷

杰出的抗倭将领、民族英雄俞大猷，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卒于万历七年(1579年)，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今泉)。他的祖籍霍邱(今属安徽)，其祖父俞敏随同朱元璋驱驰天下40年，为明朝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受封为泉州卫世袭百户。后来，俞家情况有所变化。俞大猷少年的时候家里比较贫穷，但懂事的俞大猷十分好读书，曾经跟随王宣、林福学《易》，后来又得知赵本学以《易经》推演兵家奇正虚实的变化，爱好军事的俞大猷于是又跟随着赵本学，学到了不少知识。由于俞大猷勤奋好学，深得老师赵本学的赏识，赵本学着《韬钤内外篇》(即《续武经总要》的《韬钤内外篇》)及注解《孙子》，不传自己的儿子反而传给了俞大猷。由于他学习刻苦，不久后中了秀才。后来，俞大猷的父亲去世，嘉靖十年(1531年)，年仅28岁的俞大猷世袭祖职百户。他又从李良钦那儿学剑，从而使自己具备了良好的军事素养和文化修养。

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中了武举，升署正千户，担任守御金门(今福建金门岛)的职责。俞大猷刚刚到职不久，福建和广东海域就有数百人进行暴动，俞大猷考虑到如果不及时扑灭这股势力，将会成为明廷的后患，于是立即上书监司陈伍山，论用兵二弊二便。但陈伍山却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看到俞大猷的上书后，怒气地说：“若武人何以书为。”(李杜：《征蛮将军都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集》)陈伍山还对俞大猷进行了军法处罚，杖俞大猷，免除了他所有的职务。在随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俞大猷一直卧薪尝胆，准备来日东山再起，为国家做贡献。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中国北部的鞑靼内犯山西，朝廷下诏举天下武勇人才。俞大猷毛遂自荐，兵部负责人看他是个人才，送他到宣大军门听用。到了宣大军门后，俞大猷对用兵之法谈得合情合理，使宣大总督翟鹏折服。但翟鹏只是心里服了这个将才，表现上却不服，最终也没有录用俞大猷。俞大猷只得带着失望的心回到福建，好在兵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不久后，俞大猷就因为立下战功，升任广东都司署都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由于倭寇渐渐猖獗，巡抚朱纨认为俞大猷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推荐俞大猷为备都指挥。此时，正值安南(今越南)入犯，广东总督欧阳必进奏请朝廷，留下俞大猷，平定了安南的侵犯者。这年，俞大猷又平定了琼州(今海南岛)黎州人民的起义。

屡建战功的俞大猷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猖狂入侵，俞大猷被委以重任，被调往浙江，任宁台诸郡参将。在与倭寇的战斗中，俞大猷治军严明，多立战功。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盘踞在普陀(今浙江普陀山)，俞大猷率兵围攻，半登岛，倭寇溃围逃路，武举火斌等300人战死，明廷对俞大猷的表现表示不满，命令他戴罪办贼。不久，俞大猷因为立下战功，又恢复了宁台诸郡参将。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俞大猷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虽然升为副总兵了，但实际上他手里的兵不足300人，当时由于到各地征兵还没有到达，而倭寇又正在进攻金山卫(今上海金山东南)，在这种情况下，俞大猷战争失利。不久后，倭寇2万名以柘林为巢穴，总督张经催他进攻。俞大猷思考再三，认为暂时只能按兵不动，并回信给张经，提出了御倭海上、内河和集中兵力全歼盘踞的倭寇的主张。张经对俞大猷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并接受了他的某些主张。事实证明俞大猷的建议是正确的，不久，俞大猷在王江泾(在今浙江嘉兴市北)，打败了倭寇，并斩倭寇1900余人，焚死溺死的倭寇更是达到数千人之多。继而，俞大猷又在陆泾坝(在今苏州市境)打败了倭寇，并斩首千余人。以后，俞大猷又数次在海上击败倭寇，并且都有斩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53岁的俞大猷升为浙直总兵官，同时与倭寇战于吴淞江口(今吴淞口)斩首1500级，提升为都督佥事，第二年又升任都督同知。胡宗宪诱俘勾结倭寇的汉奸王直后，王直余党仍然占据着舟山岑港(在今浙江定海西北)。胡宗宪命令俞大猷急攻舟山岑港的倭寇。俞大猷虽然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但因仰攻不利，又加上新倭寇的到来，最终没有攻下舟山岑港。正因为此事，朝廷将要免除俞大猷和参将戚继光的职务，并命令他们在1个月内消灭倭寇。于是，俞大猷急攻倭寇，但是倭寇急忙造船逃跑，俞大猷军队击沉了一艘倭寇战船，其余的倭寇都流窜到了福建和广东一带。当时，俞大猷向胡宗宪请示，要他派其他将领进行堵截合击，但是胡宗宪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战后，因为此事，御史李瑚弹劾胡宗宪，但胡宗宪把此事的责任都往俞大猷身上推，俞大猷在劫难逃了。俞大猷被捕下狱，并被夺取了世荫待遇。好在锦衣帅陆炳阴出手相救，陆炳阴出千金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俞大猷才得救，但朝廷令他塞上立功。

于是，俞大猷来到大同，山西巡抚李文进向来知道俞大猷的军事才干，欢迎他的到来。俞大猷造独轮车，创车营。鞑靼内犯，李文进以兵车百辆，上骑3000，大挫鞑靼于安银堡。后来朝廷重新定论歼灭王直的功劳，俞大猷被免罪录用，并任命为湖广镇*参将。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被任命为南赣参将。当时广东饶平张琏起兵，攻陷城邑，多年不能平定。俞大猷由于镇压了张琏的起兵，擢升为副总兵，协守赣汀漳惠潮，后来又升为总兵官，与戚继光、刘显一起指挥了有名的平海卫大捷，斩杀倭寇2200余人。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俞大猷来到镇南赣，第二年，由于抗倭的需要，朝廷命令他为广东总兵官。当时，潮州有倭寇2万人，并与汉奸吴平相为犄角，俞大猷暂稳住了吴平，歼灭了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又同戚继光协同作战，大败汉奸吴平于南澳。但吴平逃跑，俞大猷部将汤克宽等追剿不力，俞大猷被免职。当时河源等地李亚元等人起兵，总督吴桂芳留下了俞大猷，并派他带兵讨伐，俘斩1.

04万人。因为平李亚元有功，俞大猷又复职为广西总兵官。隆庆三年(1569年)，俞大猷讨平吴平余党曾一本，再一次升为右都督。隆庆五年(1571年)，又镇压了广西古田僮族起义军，进世荫为指挥佥事。

俞大猷为将廉洁，但巡按李良臣弹劾其奸贪，结果俞大猷免除职务，回到原籍等候调遣。后来，俞大猷被任命为南京右军都督府佥事，还没有到职又任命他为福建总兵官。万历元年(1573)，又因失利被夺职。谭纶任兵部尚书后，重新起用俞大猷为后军都督府佥书，负责操练京师车营。万历五年(

157年)，谭纶病逝。谭纶病逝的第二年，已经是74岁高龄的俞大猷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得到允许。万历七年(1579)，俞大猷回到家里后不久就病逝。

俞大猷一生扑在军事上，他的军事生涯坎坷而又复杂。他四为参将，七为总兵，大起大落，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他为抗击入侵的倭寇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堪称民族英雄；他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暴动出力效劳，成为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他严于治军，持重用兵，先计后战，力求全胜，为发展我军古代军事学说作出了贡献，他所着的《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另有一段关于俞大猷的题外话也颇值一书，那就是这俞大将军可是见诸于正史的剑术高手，据说少林寺因为千年数朝几度浩劫，剑术典籍尽数被焚，至明时少林已无人能使剑，后得知俞大猷乃是当世一等一的剑术高手，遂派几名最有慧根的青年高僧去向俞大猷求传剑法，俞大将军不是小气人，历时年，不吝相授。此事在他本人的着作中多有提及。

俞大猷治军思想

俞大猷治军严格，特别强调军队要有节制，兵要成为精兵。他在《正气堂集》中说：“节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分数分明，步伐止齐八字，节制之条目也。七书千万言，十字该之矣。明此十字之义，于兵思过半矣。”“即谓精兵则不贵多。”“精兵一人可当百人之用。”从此处不难看出，要有精兵，要有节制之师，是俞大猷治军思想的核心。

为了建立节制之师，俞大猷主张一选二练。

所谓选就是选兵，要选那些目光有神，双臂能举起石头200斤以上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人。他认为选这样的人进行训练，才能有成效。对那些准备作甲长的人，选拔时要求更高一些：年龄25岁以下，身体健康，思想敏锐。

他还特别强调练兵，认为手里有兵而不进行操练等于无兵，即使手里有精兵而不进行操练也会与弱兵一样没有战斗力，练兵而不精与不练相同。要是调集四方乌合之兵，突然聚集应付敌人，将士不协调，进止分合的情况都不知道，必然是万战万败。抗倭战争中，明军之所以往往战败，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平时没有训练，今天招兵，明天就驱使他们走上战场。这一弊端，应该痛改。

俞大猷总结了自己的练兵经验，具体指出了练兵应该练什么，怎么练。他认为：“练兵必须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要使士兵练技，首先，将领要学好技艺。如果自己不学好技艺，就不能辨别教师教给士兵的技艺是真的，还是虚套，就容易受骗；士兵就难以学到真本事，当然也就练不出精兵来了。其次，教士兵使用木棍，练习手足攻击之法。2个月初步掌握之后，再让他们学习其他兵器，再过2个月就可以应用了。但技艺看起来简单，实际这里“有虚有实，有阳有阴，有起有伏，有后人发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势而变出百千势，有百千势而归于一二势，有一二言包括之而有余，有百千言形容之而不尽”(《正气堂集》卷11《兵略对》)，因此入门容易，练精难。要练精必须平时加强训练，积年累月才能奏效。第三，要练伍法(阵法)。俞大猷深谙古代阵法，他结合当时的情况，创立了叠阵、夺前蛟阵和满天星阵，让士兵演练。这3种在不测情况下使用的阵法，奇正互变，相生相救，既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又有利于战胜敌人。士兵有较好的技艺，又熟悉阵法，就有了战胜敌人的把握，自然也就胆壮了。

俞大猷注意士兵的思想训练。他认为：“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这就是说，练兵最重要的是使士兵懂得忠君报国，爱护官长。只有懂得亲上死长之义，又有熟练的技艺，才是精兵。

俞大猷还特别注意军队纪律。凡“兵与民争理，虽直亦要将兵量责，其不直，最着者决要重治一二，务令所到安堵，人不知有兵乃可”(《正气堂集》卷10《与王方湖又书》)。他在治军中还特别注意赏罚，他认为，赏罚二字是至要之方。但不能滥施赏罚，要“赏在先，罚在后”，“苟不知各兵劳苦，全无鼓舞之恩，唯以威驱之，夫何足以服其心”(《正气堂集》卷11《广西选锋兵操法》)赏就要使士兵感恩，罚就要士兵服威。

俞大猷挑选一定素质的人进行技艺、阵法、胆气、思想、纪律训练，并严格地实行信赏必罚，使之成为节制之师。俞大猷正是指挥着这种节制之师，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此外，俞大猷还提出了平时训练培养骨干，战时迅速扩大军队的主张。他事先选用30名义士，让他们到地方每人选募25岁以下，乖觉、勇敢，将来可作甲长的兵9名。募兵的义士即为甲长，管束所募的9人，然后委派教师教练技艺及进止分合的战法。练成之后，要是遇到地方有情况，就会督促甲长及兵共300人左右前去抵挡；要是遇到大量倭寇，则将270名士兵，都升为甲长，每人招募兵士9人，原甲长随即升为哨长，管9名新甲长和81名士兵。这样就将原来300人迅速扩大为2730人。这支军队的骨干训练有素，可以抵御倭寇较大规模的入侵。

俞大猷战争指导思想

深谋远虑、功收万全是俞大猷用兵的基本思想。他平时想到战时，战前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成，战则求全胜。他认为，“治乱之机，常相倚伏”(《正气堂续集》卷7《为恳乞圣明增修武备以臻万世治安事疏》)，因此要“治”不忘“乱”，平时要做好准备。万历初年的时候，由于隆庆和议和戚继光整饬蓟镇，北方出现了较好安定的局面。这时，俞大猷提出要居安思危，加强北方防务。使北方形成“无事擅虎豹在山之势，遇警无临渴掘井之忧，真若泰山盘石，有万万年之固矣”(《正气堂续集》卷7《为恳乞圣明增修武备以臻万世治安事疏》)。他认为，这可能与当时正在“汰兵”、“省财”不相符合，但是他说：“国家省财者，省其虚费之财也。省财则财聚。聚财于无事之时，将以待有事之用。与其用之于有事之时，仓卒而无措，孰若用之于无事之先，以为有事之备，则从容而万全乎!”(《正气堂续集》卷7《为恳乞圣明增修武备以臻万世治安事疏》)不仅在安定的情况下要考虑变患，就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也应该有远谋。当东南沿海抗倭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就指出：“大抵数年以来，诸台在地方唯日夜经理，以求救目前之急，故未有暇为一年之图者，而况二三年乎!不为二三年大举之图，徒求救目前之急，卒之兵未集而力不厚，目前之急且未能解，将来之祸亦莫能遏。”(《正气堂集》卷9《请多调战船》)因此，俞大猷请求当时浙直总督胡宗宪要一方面要打击目前侵犯的倭寇；另一方面要规划3年的攻守规模。

俞大猷的这种深谋远虑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他在平定农民和少数民族暴动之后，总是提出长治久安的计策。他认为，过去用兵的人“不为善后之计，是以贻有今日之乱”，今“若不多方周处，以贻长久之安，得无取疑于后人哉”(《正气堂集》卷13《议添设松源县治》)。俞大猷的所谓的长久之计，一般是设立行政机构，他在《正气堂集》卷13《添设上杭、三图县治》中说：“政必久然后能易其俗，民必亲然后能道之善，唯县令乃可望其有此尔。”他不仅提出这些长治久安之策，而且着力实行这些看来不是武将分内的事儿。当时有人评价俞大猷说：“公为将，未事之先，则必周万全之算；既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集》)

俞大猷主张战前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然后再集结优势兵力，不打则已，一打就必获全胜。为了获得全胜，俞大猷强调三点：

一是集中几倍于敌人的兵力，实行十围五攻。他曾经说过：“尝见两广用兵，每贼满一两万，必用汉土兵20万。贼虽甚寡，而我兵必甚众；贼虽甚弱，而我兵必甚精，故每战必克。”(《正气堂集》卷8《与任复庵公》)他还说，打击倭寇的事情不能急于求成，而要认真分析情况，分哨明白，堂堂正正，四路合击，十围五攻之势，大山压卵之形张，一定能取得成功。

二是集中物力，不惜用钱。俞大猷说，要求得一方永久的安逸，就要集中物力，以数年积下来的经费用于一举。

三是要有宽裕的时间，不应限以旦夕。行军打仗，不要急迫，而要从成功的角度出发，要是军队没有到齐，或者是军队到齐了而时机没有到，都不可轻举进攻。俞大猷还特别反对一些人用《孙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的论述，催促进兵。他认为，《孙子》的论述只适用于列国相争的时代，不适用于后来。

在实战中，俞大猷十分慎重用兵，从不轻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初，俞大猷身边有兵还不到300人，时任总督的张经命令他进攻2万多倭寇屯据的柘林(在今上海奉贤南)。俞大猷认为不能进攻，并没有听取张经的命令。后来他在《正气堂集》卷7的《论不应张总督之调》说明了情况：“总督军门(指张经)之命是亦欲卑职为儿戏之图，不敢奉行，未免取怪。卑职盖思，持重养威，迹涉逗留，罪也；儿戏顽弄，伤官损众，亦罪也。儿戏顽弄，屡坏屡甚，东南大事从此不可复望矣。持重养威，使在我之势已张，计出万全，乃图大举，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见效也。卑职于二者之罪计量已审，故宁舍彼而儿此。”后人对俞大猷的此举也进行了评价，说他是可杀但不能使军队进攻而不胜。这是较为恰当的评价。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平海卫之战也是这样。俞大猷率兵到达兴化府地区后，没有急于进攻。他当时写信给戚继光说：“猷与贼垒，不肯轻战，专候公大兵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迂，唯谭二华及公能识猷心。”(《正气堂集》卷15《与戚南塘书》)正因为如此，俞大猷蒙受了不少怨言，以致最后戚继光、刘显都进功加爵，而俞大猷只是象征性地受到了一点儿赏赐而已。实际上，平海卫整个作战意图都是按俞大猷的作战意图进行了，获得了全胜。

在战术上，俞大猷一般采取集中兵力，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战法，也就是主要用正兵。俞大猷主张集中兵力，他说“十指分凿，不如合拳独击”(《正气堂集》卷15《论抚河源剿从化机宜》)，同时还要力图分散敌人的兵力。

俞大猷海边防战略思想

俞大猷是名副其实的抗倭名将。

俞大猷在海边长大，熟悉水道，袭职之后就在海滨、海岛供职，特别是任宁绍温台地方参将后，又直接同倭寇作战。多年的斗争实践，使这位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提出了一套海防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

俞大猷认为，大洋是倭寇入侵的必由之路，倭寇分散而来，到沿海聚齐后，登岸劫掠。所以第一，要乘倭寇刚到海岸时打击他们，使他们站不稳脚跟。第二，倭寇擅长陆战，要是让倭寇上了岸，再与他们战争，想取胜就变得困难多了。第三，承平日久，内地百姓只要看到倭寇到来，就会鱼惊鸟散，所以把倭寇歼灭在水上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要在沿海屯扎陆军防止倭寇登岸。但陆军的屯扎一定要在要害的地方，或者是敌人可登岸的地方，先处战地，以逸待劳，才能奏效。倭寇深入后，必然抢内地船只，然后水陆兼进，所以内河水兵战船成为急需考虑的地方。南直隶地区，沟河交错，水港相通，人行不便，舟行无滞。所以整修河船，时刻准备打击倭寇，成为上策。整修河船，在船上搭战棚，船旁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时机消灭敌人。如果一时没有可乘之机，则逼近敌船，进行牵制，使倭寇不敢深入劫掠。同时，将各地的桥梁拆除，使倭寇陆路也难以前进，而明军则用船载来陆兵，对倭寇实行水陆夹攻，将他们歼灭。俞大猷还认为，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人不得内侵。沿海城池，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倭寇不敢深入内侵。既不敢内侵，又不能久留，倭寇必然退去。

俞大猷提出的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海防战略，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水上防御，包括海洋和内河。他以御海洋为“急务”，为“上策”，认为“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之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正气堂集》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从这点出发，俞大猷主张大力发展水军，水兵占兵力的7/10，而陆兵则占3/10。然后命令水军驻扎于倭寇入侵必经的岛屿，如陈钱一支，马迹、丁兴一支，羊山、许山一支，形成梯次防御体系，倭寇来的时候攻击他们，倭寇逃走的时候就去追他们，只要倭寇来就攻击，逃的时候就追击，还怕倭寇不灭亡。俞大猷多次督兵船进行海战，深信在海上，包括远海完全可以歼灭入侵的倭寇。这点既不同于《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近海歼敌的主张，更与戚继光提出的“水陆兼司，陆战尤切”不同。这充分说明了俞大猷善于运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军事原则。此外，俞大猷还强调要胜利，渔船得在海上抵御倭寇。当时，他提出了对于沿海渔民“听其采捕，因而为兵”的主张。但渔船太小，难以抵御倭寇，于是他命令渔船大的25只另造1只大楼船，小的50只另造1只大楼船，这样大小相配，各有所用。整个沿海有数千只渔船，可造一两百只大楼船，形成了一支很大的海上防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