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为什么出走，谁之责？
石达开（1831～1863），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任左军主将，12月在永安被封为翼王、五千岁。1854年督师西征，1855年，与秦日纲、罗大纲等合力击败曾国藩湘军，夺回武昌。1856年6月，与秦日纲一起攻破江南大营。
可以说，石达开既是首义之王，又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立下赫赫战功。但正是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将领，1857年却从天京带兵20万出走，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严重损失，6年后被清军杀害。其出走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历来史家对此争论不休。
1856年夏，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天京事变发生了。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奉洪秀全密诏杀杨秀清，又趁机斩杀杨秀清部众及家属2万人，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损失。
那么，石达开是否参与了这次诛杨密议？这是史家争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予了与韦昌辉的密议，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
而《石达开自述》所写则截然不同：“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究竟孰是孰非？就《李秀成自述》而言，其真实性有可疑之处。
当“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随秦日纲赴江苏镇江解围，当时并未在京城，他的消息来源可能是间接的，况当时李官职尚小，不大可能清楚事变的内幕，李很可能是根据韦昌辉（当时已掌握大权）一伙发布的消息来记述的。韦昌辉一伙为使自己的行动明正言顺，很可能把杀杨说成是受洪秀全默许，石达开支持的，这是一；其次，《李秀成自述》是在囚笼中写成的，为保性命李向曾国藩提出“招降十要”，称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中堂、大承大人恩德巍峨”。在这样的自述中，李很有可能极力夸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来迎合清统治者，也可以反衬李秀成自己的无尚业绩。
但《石达开自述》提到回金陵的目的是“与他们排解”，包不包含为个人行为辨护之意？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鉴于北王韦昌辉民愤极大，下令处斩，贬其封号为“北孽”。这时，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之中，只剩下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2个幸存者。天京事变使得洪秀全威望大大下降，急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重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出面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民心。而石达开有才能、有威望，恰是最理想的人选。洪秀全尽管对石达开不无猜忌之心，但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召石达开回京辅政。
当年11月，石达开从宁国带兵经芜湖到天京，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合理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
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后，确实采取一系列措施力挽危局。他重用人才，并制定了“南守北攻”的正确决策。他起用19岁的陈玉成主持江北军事。在西线坚守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巩固江西：在东线，固守东南门户句容、溧水和镇江。在皖北，则命陈玉成、李秀成主动向清军出击，收复皖北、淮南许多地方，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南守北攻决策的实施，扼制了敌人的进攻，稳定了军事形势，鼓舞士气，安定人心，使太平天国形势有所好转。
也许是杨秀清大权独揽，逼封万岁给予洪秀全的刺激太深了，他渐渐对石达开心生疑忌。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加上他年轻而有才干，辅理政务多有建树，使得洪秀全深为不安。为了维护洪氏集团统治，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破坏了洪秀全自己制订的非金田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
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石驻军宁国要求洪处置韦昌辉，洪从石要求到韦昌辉被杀拖延一月。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
天京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此处又是一个“不乐”，其意图在于“挟制翼王”。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有几条路摆在他面前：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在当时敌我斗争处于殊死搏斗时刻，解甲归田、退隐山林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叛变投敌不符合石达开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不肯背叛自己的信仰；取而代之对石达开来讲也行不通，他“惟知效忠天王，守其巨节”。而对天王愚忠也换不来洪秀全的信任，这一点石达开也十分清楚，在此情况下，似乎也只有率军远征一途了。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去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一去不返。随之出走的将士达20万人，皆是太平天国精锐。洪秀全极为惊慌，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天京，但石达开不为所动。
近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石达开率军出走，为何决定远征西南？
从战略意义上讲，西南有天府之国的成都，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远征西南也许正表明了石达开的远见卓识。
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失败，6月，他想用自己头颅换取数万将士性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