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生平简介，维新变法的志士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清末着名的维新变法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杨锐顺应时代潮流，日益慷慨谈论变法，逐渐强化救亡图存意识，积极投身到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中去，敢于抗争，最后还为维新变法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
杨锐在青年时代就取得科举功名，长期在张之洞幕府作幕僚，深受器重，后又官至内阁中书、侍读。按理说这样一位饱受封建传统教育而又本已做京官的知识分子，是不难平步青云的，可是他却逐渐转型成为一位维新变法志士。可以说，杨锐的人生既有封建士大夫的一面，又有维新变法志士的一面。他在清末维新变法活动中的光辉业绩，永远值得后世敬仰和传颂!
读书时受张之洞赏识受邀请担任其幕僚
清咸丰七年(1857)，杨锐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县城小西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年承蒙父兄教养，少年时诗文开始崭露头角。同治十三年(1874)，杨锐17岁参加绵州乡试，因文章内容不合州县主考官口味，未被重视。后到成都参加院试时，他的试卷被时任四川提学使张之洞批阅，甚为惊讶称赞。面试时，张对杨锐谈古论今、关心时事的才华大加赞赏，视为蜀中奇才，并将他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当即将杨锐收为门下弟子，协助官府校审各种文稿。
光绪元年(1875)春，清末四川官办最高学府——成都尊经书院成立，杨锐被选入院学习。在学期间，该院让杨锐校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一、十二、十三卷，他校对的最快最精，深得当时书院山长王闿运的青睐，并赞曰：“有骆宾王本事”，即自古才子出少年。
光绪八年(1882)，杨锐以尊经书院优禀生资格参加朝考，考中举人，授予候补知县。光绪十年(1884)，杨锐被已升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招募入广州城当幕僚，协助张料理军政运筹事务和奏牍文书的草拟。
主张抵抗外敌上谏惹恼慈禧太后
担任张之洞的幕僚初期，正值法军侵犯越南北部和我国滇桂边境地区，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发出过“极目南云何处尽，汉家铜柱在交州”的呼喊，使人为之振奋。1885年当广西巡抚冯子材率军出关，打败法军三路进攻，夺取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捷报传来，杨锐满怀激情，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此稿成为中法战争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光绪十五年(1889)，杨锐以举人身份参加京师顺天府乡试，考取清廷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留京城协助编纂《大清会典》，书成后，被晋升为内阁侍读。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迫在眉睫，慈禧太后却在此时挪用海军军费上千万两白银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即京城北海、中海和南海)工程，筹办六十大寿。太监寇连才阻谏被杀，无人再敢直言劝阻。独有杨锐激励御史王鹏运进谏并代王作疏上奏，奏折中有“齐顷公败于鞍，七年不饮酒食肉，越勾践败于会稽，二十年卧薪尝胆”之句，借古喻今，义正词严。慈禧太后看后甚为恼怒，要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将其充军，奕訢回答：“言官无邪”，杨锐方得幸免。
积极维新动员张之洞入强学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5月初，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康有为发动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一千三百多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要求“拒约、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在公车上书名录中留下姓名的有603人，其中四川举人71人，杨锐就是其中之一。
同年8月，杨锐会同文廷式、康有为等18人在京发起组织“强学会”，积极倡导变法维新活动。与此同时，杨还联络京城好友张权(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子)等人，动员张之洞加入强学会。为此，张之洞捐银5000两，表示愿意参加该会。后来，强学会被封建守旧派强行查封，杨锐又联合会中仁人志士大力抗争。清廷迫于各种压力，只得将强学会旧址改设官书局，让杨锐负责选书事宜。
光绪二十二年(1896)，维新派的重要喉舌《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发行后，影响很大。杨锐自愿承担该报在京城的推销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求是报》《农学报》等维新报刊在京城的发行工作，积极宣传推广维新变法主张。
1898年春，杨锐和好友刘光第在北京四川会馆创立蜀学会，并与在川的尊经书院的同学宋育仁、廖平、吴之英等人取得联系，让他们在成都组织蜀学会与北京蜀学会相响应。
同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学会——保国会。在该会四川籍会员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杨锐。保国会成立后，杨锐还召集在京川籍人士组织保川会，其他类似的团体“保浙会”、“保滇会”等也纷纷出现。
建议请张之洞主持维新大局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自强，开启了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8月5日，支持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帝大力举荐杨锐，称杨“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9月1日，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见杨锐。杨向光绪帝提出了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并建议尽快设立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接着又召见了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三人。9月5日，光绪帝封以上四人为军机处章京(即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员)，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代皇上草拟有关新政的诏书。
9月14日，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慈禧怒斥光绪帝，并对其大施压力。光绪帝回宫后，当天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杨锐接到密诏以后，已知危机四伏，但念及“君父之急”，岂有不救之理。他没有辜负圣恩，领旨后复奏三条意见：一是劝皇帝不要固执已见;二是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三是辞退旧臣无须一步到位，避免因人事任免过于骤然而引起反对声势强。随后，杨又约林旭来京师绳匠胡同寓所商筹对策。二人一致认为，皇上无权，官员新旧对立，恐酿成党祸。于是在维新派中主张请张之洞回京主持大计，推进新政，并言张之洞声望高、影响大，能得到各方赞助。应该说，杨锐等人的以上建议在当时的情势下是比较中肯而可行的，但康有为、谭嗣同将挽救这一危局的希望寄托于驻军天津的袁世凯。
张之洞营救不成杨锐血洒刑场
9月20日，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发光绪帝及维新变法人士准备重新夺取权力之事。荣禄连夜回到京城向慈禧太后禀报。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由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人。
康有为、梁启超二人闻讯被迫逃往日本。9月24日凌晨，杨锐在北京绳匠胡同寓所被捕，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关押刑部监狱。次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得知杨锐被捕，便多次发电报向在京城任职的张权、张检(张之洞侄儿)了解相关情况。随后，张又发电报让此时在京觐见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找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等人。张之洞还让幕僚致电直隶总督荣禄，恳请“荣中堂”能出面保杨，以免诬陷。张之洞的搭救失败了。
9月28日上午9时，200多名亲兵、侍卫和狱吏将杨锐等六人押上囚车。在刑场上，谭嗣同大声高呼，仰天大笑。刘光第大声质问监斩官，杨锐则以平和语气说：“愿明心迹，昭示后人!”监斩官刚毅说：“有旨在此不准多言。”杨锐反问道：“我等为国为民，到底所犯何罪?”监斩官要六人下跪听旨，刘光第不肯下跪，狱吏正准备用棍棒敲打刘光第，杨锐实在不忍心见同乡在临刑前还要受辱，便回头劝说：“光第兄，跪吧，听旨而已，并不代表我们认罪!”圣旨宣读完后，杨锐、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6人，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就义时，杨锐年仅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