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的最后辉煌：“新民体”

梁启超

虽然，清帝国经历了前期和晚清不同的变局，但清代的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虽不及前代，却也人才辈出，不乏精品力作。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这是姚鼐在《登泰山记》中的一段描述，他不仅写出了日出的全过程，而且从颜色和气象两个方面，生动地描述了泰山日出的壮丽景象，又融入了自己的独特感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期，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总结和发挥，影响也更为扩大。

桐城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等均系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的奠基者为方苞。他的理论核心是“义法”。他主张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与欢迎，“义法”也就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方苞的文章大多为崇道明经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应用文字，道学气味很浓，但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最易见其“义法”。

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姚鼐进一步概括文章的风格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认为这两种风格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这一看法已触及到豪放与婉约、壮美与优美等重要的美学范畴，在文学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开拓。同时，他还指出阳刚与阴柔由于程度不同的相互配合，可以产生各种变化，虽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风格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既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又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桐城派至此才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姚鼐主讲江宁、扬州等地书院40多年，门下弟子甚多，由此桐城派发展到全国的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汲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嘉庆年间，正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江苏阳湖人恽敬与武进人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的影响，又对桐城派文论做了一些新的修改；因武进原属于阳湖，故称之阳湖派。恽敬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又认为桐城派内容单薄，故对它进行了完善。他合骈散为一体，使行文更有气势，而且兼学子史百家。但是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并未形成很大的影响。

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早年就倾慕桐城文。为适应时势的需要，他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了个人的见地，使古文适应时代要求，以纠正桐城派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进一步调和汉学和宋学之争，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并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学习范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票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摘自《湘乡昭忠词记》）

在当时，曾国藩的文风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风气。这也和曾国藩的观点、视野较为开阔有关。他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狭，有较多的合理性。这些从理论和创作上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曾国藩还喜欢招揽人才，一时文人学者，不少投奔到他的门下，其中不少人负有文名，尤着者为张裕钊、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世称“曾门四弟子”，而吴汝伦更被视为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宗师。他们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给桐城派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而同时，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新体散文，开始出现在文坛上。这实际上是经世文的进一步发展。冯桂芬思想属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文章却不为桐城派所笼罩。他也主张“文以载道”，但将“道”的内涵由传统儒家、程朱理学等扩展到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等，几乎都可以进入“道”的范畴。而王韬长期居住香港，曾多年漫游、生活在海外，思想更为开放。他针对时务，直抒己见，担任报纸主笔，许多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实首开报章文体。这一类文字，可视为从旧式散文到梁启超新式“报章体”文字的过渡。稍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继续承袭了这一发展趋势。

许多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扩大社会影响，开启民智，他们需要创建一种更加通俗、人人可懂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经过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尝试，终于在梁启超笔下正式形成。

康有为的散文，特别是前期的散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时散时骈，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成为梁启超新体散文的先导。谭嗣同思想激进，喜欢“沉博绝丽”的魏晋文，行文能糅合骈散为一体。他的散文议论纵横，笔墨泼辣，锋芒逼人，正如他的思想一样，能冲决一切罗网。他颂扬过“报章文体”，还曾用白话体编写《南学会讲义》，对于促进散文通俗化有一定的贡献。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大张“文界革命”之旗，痛斥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的僵化腐朽，积极倡导文体改良。梁启超新体散文，文白夹杂，打破了各种文体的界限，将议论与叙述、抒情相结合。而且打破了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骈文、辞赋，甚至八股文、西学译文，形成博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写作方法。

“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宇乎，河出伏流，牵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与骅骝竟进乎，四百余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豪，谁为国雄，我国民其有希望乎，”（《说希望》）这样的文字感情充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确乎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同时，他的文章“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使文章形成一泻千里、不可阻遏的气势，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影响了几乎整整一代人。代表作便是我们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少年中国说》等。因为其文多发表在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上，后人甚至称之为“时务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过渡的一个中介。由于新名词的大量采用和不加约束的文风，它比当时的白话文更为切近“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

梁启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连他创造的“新民体”也成为了当时青年竞相模仿的样本，那时的海外华侨、留学生，国内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如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甚至于与其主张相反的革命派，也仿照其文风，如邹容的《革命军》，可见其影响之深远。